梁啟超是政治家，也是學者，但首先是個文人。這是我翻閱兩大冊梁啟勳收藏的其兄手劄時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一、習書留影
就書法藝術而言，梁啟超或許不如其師康有為之自成一家、聲名早樹，但每一紙寫出，無論為長文（如梁啟勳所藏《袁世凱之解剖》），還是短劄（如1917年1月所書辭壽慶之二十字箋），皆美觀疏朗，布局考究，值得作為一件形完氣足的藝術品欣賞。
而梁啟超在書藝上確曾用功甚深。1910年4月9日致函徐佛蘇時即提到，除“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內外”，“其日間一定之功課”中，尚包括了“臨帖一點鍾”，並且是從1909年8月中旬以來從未間斷[672]。這對於自稱“吾學病愛博”、“尤病在無恒”[673]的梁啟超來說，實屬難得。即使1916年7月，因時事紛擾、心緒不寧，梁氏著述亦廢，卻“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並借此“稍足收斂此心”[674]。
如此勤習苦練，加以梁啟超的天資穎悟，其書法進步迅速也可想而知。1902年，黃遵憲曾稱讚梁氏：“公書高秀淵雅，吾所最愛，《人境廬詩》有一序，公所自書，平生所寶墨妙，以此為最。”[675]但其所謂“人境廬詩序”，實為1898年1月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執教時，題寫在黃遵憲詩稿上的跋語，其時梁之書法尚未大成。而1909年，梁氏書藝顯然已發生巨大變化，以致親密如二弟啟勳，亦竟錯認其字為出自康有為另一弟子麥孟華之手。在9月8日、10月21日給梁啟勳的信中，兄長梁啟超於是不無得意地再三辯白：
來片有“孟哥代筆書”一語，可謂奇極。孟哥並不在日本，何從為兄代筆？且兄致弟之書，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來頗效曾文正，每日必學書二紙，宜弟之不複能認吾墨跡也。
弟兩月前有一片來雲，“孺博代筆之書已到雲雲”，真可發笑。我寄弟一書，乃起稿後寄往上海，叫孟哥寫好，再寄來付郵耶？吾近日每日必臨右軍二百字，已非吳下阿蒙矣。弟見我近函，又謂何人代筆耶？[676]
而這正是梁啟超數月以來，日日“臨帖一點鍾”的奇效。並且，其所臨之帖也可落實為王羲之書跡。從寫於1910年陰曆正、二月間的《雙濤閣日記》[677]，即可見其每日功課幾乎都有“臨《聖教序》”一葉或半葉，並且，此前先已摹寫七遍。因而，1925年春，梁啟超作《舊拓懷仁聖教序》跋，提及此拓本“與吾相隨既十餘年，前後臨摹且百過”[678]，實可征信。
法帖之外，梁啟超於碑學亦下過苦功。用力最勤的是張遷、張猛龍、張表各碑，且都有專門的題跋。如1911年，梁對臨寫張猛龍碑興致正高。10月6日中秋夜，為其啟行赴奉天前夜，梁氏本以為自此歸國，故特意為尚居留日本讀書的大女兒思順（字令嫻）寫下一卷《自臨張猛龍碑》墨跡，且題跋雲：
居日本十四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複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複有閑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後作也。嫻兒其永寶之。宣統三年辛亥九月望，飲冰記於日本須磨浦雙濤園。[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