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and Good are seldom the same man.
美德與偉大不能兼得。
——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一隻蠍子和一隻青蛙坐在河岸邊，它們都需要過河到對岸去。
“您好，青蛙先生！”蠍子在蘆葦叢中喊道，“您願意行行好，讓我騎在您背上過河嗎？我到河那邊有要事要辦。河水太急了，我沒法遊過去。”
青蛙立刻警覺起來。
“噢，蠍子先生，”它回答說，“您有要事要過河到對岸去，對此我深表理解。不過您的要求就需要斟酌了。您是蠍子，您的尾巴上有一根大毒刺，一旦您騎到我背上，您就會本能地蜇我。”
蠍子早就料到青蛙會拒絕，於是反駁說：“親愛的青蛙先生，您有顧慮，完全可以理解。不過很顯然，蜇您對我也沒有好處啊。我真的需要到對岸去。我向您保證，我絕對不會傷害您的。”
青蛙勉強地相信了蠍子，它讓這隻巧舌如簧的節肢動物爬到了自己背上，然後一躍而起，跳進了水中。
開始，一切按照計劃進行。可是遊到河中央，青蛙突然感覺背上一陣刺痛，餘光一瞥，它看到蠍子縮回了毒刺，怕被它看見，繼而一陣麻木的感覺瞬間蔓延到它的四肢。
“你這個蠢貨！”青蛙呱呱大叫，“你說過你要到河對岸去，有要事要辦。現在我們都完了！”
蠍子聳了聳肩，在青蛙背上抖了抖，與青蛙一起慢慢下沉。
“青蛙先生，”它無所謂地說，“您自己說過的，我是蠍子，蜇您是我的本能。”
話音未落，蠍子和青蛙一起消失在渾濁的急流中。
“我不過是無照經營墓地”
1980年，美國著名連環殺手約翰？韋恩·加斯（John Wayne Gacy）在法庭的受審席上。一聲歎息後，他說：“我不過是無執照經營墓地。”
他經營的確實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墓地。從1972年到1978年的六年間，加斯至少虐待和謀殺了33位青年男性，這些受害者的平均年齡大約是18歲，加斯把他們的屍體放在了他住所的供電管道下。其中一個受害者羅伯特·唐納利（Robert Donnelly）起初逃脫了，後來又被加斯抓了回去，被他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後這個受害者乞求加斯：“你就結果了我吧。”
加斯困惑了一下，說：“我考慮考慮吧。”
我曾親手拿過加斯的頭顱。他於1994年被執行注射處決，之後他審判時的被告證人、世界頂尖連環殺手研究專家海倫·莫裏森（Helen Morrison）博士在芝加哥醫院協助對其驗屍並取走了他的大腦。開車回家的路上，加斯的頭顱在莫裏森車椅上的一個小玻璃缸裏搖來晃去。她想弄明白這個頭顱與一般人的大腦究竟有什麼不同，是受了損傷、長了腫瘤，還是患有疾病，導致加斯如此與眾不同。
研究結果顯示，這顆頭顱不存在任何異常。
幾年以後，我到莫裏森在芝加哥的辦公室跟她喝咖啡，聊起這件事，問她後來有什麼重大發現沒有，研究的結果還是沒有任何異常。
“沒有任何異常是不是意味著，”我問她，“我們實際上都是精神病態者？我們每個人都潛藏著強奸、殺人和施虐的傾向？如果我的大腦與加斯的大腦沒有任何不同，那麼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
莫裏森遲疑了一會兒，然後道出了神經科學領域最基本的真理之一。
“死亡的大腦和活著的大腦是完全不同的，”她說，“從表麵上看，人和人的大腦沒什麼不同，而事實上不同人的大腦，功能完全不同。就是在開燈和關燈的瞬間，大腦的功能機製也是不一樣的，如此才能維持大腦整體功能的平衡。加斯是個極端的例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因素影響了他的行為，比如大腦受到損傷，或者其他什麼異常，但是沒有，一切正常。問題複雜，讓人難以理解，其中必定隱藏著奧妙。比如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可能有偶然性的經曆使得他的大腦回路和化學物質產生了細微變化，從而使他以後的行為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那天莫裏森的話點醒了我，“行為上的結構性變化”使我想起曾經聽過的一個關於羅伯特·黑爾（Robert Hare）的故事。黑爾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心理學教授，世界精神病態研究的頂尖權威。早在20世紀90年代，他向一家學術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論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態者和非精神病態者在辨識詞彙時的腦電圖成像。黑爾讓他的實驗對象看了一係列的字符串，讓他們盡快判斷這些字符串裏是否包含某個單詞。
結果令人驚訝。非精神病態者對帶有感情色彩的單詞，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強奸）的識別速度遠遠快於中性詞，比如tree（樹）和plate（盤子），然而這一現象並不存在於精神病態者身上。於他們而言，情感未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