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由許多人以多種形式參與、由多方麵的工作構成的係統工程。群眾實踐是基礎，領袖作用是關鍵，而包括思想家、理論家在內的廣大理論工作者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力量。
包括思想家理論家在內的廣大理論工作者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思想家、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作用受“以吏為師”的傳統和體製影響，作用往往表現得不突出，或被掩蓋或被壓抑。實際上他們在傳播、研究、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麵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曆史進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說明。
1學習、接受、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對象性資源，直接決定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研究水平也直接影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水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是傳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英。黨的理論工作者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較強的語言能力，能直接從原文中全麵、係統、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中，實際上他們起著傳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作用。
由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是用外國文字寫的，因此一般民眾難以直接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首先要通過文化素質較高的思想家、理論家先行學習、接受。同時要認真學習，深入研究，努力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要緊密聯係中國人民思維方式、語言特點和實際需求，進行加工製作，實現兩個重要轉換，即從外國語言文本轉換成中國語言文本，從歐洲的思維習慣、表達方式轉換成中國的思維習慣、表達方式。沒有這樣一個重要“中介”，馬克思主義就很難在人民群眾中傳播，在社會實踐中鍛煉、成長，更不可能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正是通過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理論家的翻譯、出版、宣傳工作進行的。在蔣介石於1927年發動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後，不但中國共產黨黨員遭到搜捕和迫害，而且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出版和傳播也被視為非法。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正是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曆盡艱難險阻，通過日本、蘇聯、香港等渠道，打通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途徑，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著作譯介進來，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2探索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必然和基本要義，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興起提供輿論和理論準備
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提出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思想的是李大釗。他在1919年8月就提出，社會主義者“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它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中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爭鬥中把列寧主義形成自己的理論的武器，即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精神來定出適合客觀情形的策略和組織才行。”1927年，瞿秋白進一步提出“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中國化”提法的集中出現，始於新啟蒙運動。在1936—1938年一部分知識分子為挽救國難而發起了繼五四運動之後的又一場“新文化運動”（又稱“新啟蒙運動”）中，提出了“中國化”的主張，興起了“中國化”思潮。這一“中國化”主張和思潮旨在強調中國特色、弘揚民族傳統、培養民族的自覺與自信，主要代表人物有陳唯實、張申府、柳湜和陳伯達等，其中，陳唯實、柳湜和陳伯達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陳唯實提出了“辯證法之實用化和中國化”的主張；張申府提出了“科學中國化”的主張；陳伯達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中國化”這個概念，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上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現為理論沒有和中國現實結合起來，因此，要“使唯物辯證法在中國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更充實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