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是革命激蕩的一年。中國文化講淵源、講傳承，漢字都有來源，“革命”一詞其實古已有之。在古代，“革”是變革，“命”是天命，“革命”就是改朝易姓，但是孫中山賦予了革命以時代新意。
孫中山的老戰友馮自由在《革命逸史》裏麵說，1895年孫中山初到日本的神戶，當地日本報紙的標題是《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孫中山看到了，認為這個提法很好，以後就以革命黨自居。
此前孫中山和誌同道合的義士們前仆後繼，以排滿共和為目的，和以前“打江山做皇帝”的起義有很大不同，所以隻說自己是造反，談不上是革命。但是隨著眼界的擴大，當時近有日本的維新革命，遠有法國的大革命，在當時先行者們的思想裏，已經給革命賦予了兩種色彩，一者是暴力，二者是正義，後者更為突出，所以到了後來連清政府也都隻願意把孫中山這些革命者說成是“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意使用“革命黨”這種開始流行而且帶有正麵意義的字眼。革命到底是不是就是正義？這個問題很難取得一致意見，當年孫中山和梁啟超圍繞這個問題，也沒有爭出個結果來，但是孫中山的革命黨之所以能比梁啟超走得快，是因為對“暴力”的體會和應用更深刻，也更熟練。
1991年黃花崗起義與後來的北伐以及內戰的規模相比，自然是很初級的，但卻是當時革命黨人最大規模的武裝行動。1911年4月27日下午5點30分，黃興率領120餘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黃花崗的戰鬥至今讓人撫歎，本來計劃這次起義是以當時清朝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幾百人組成敢死隊，先占領廣州，然後出湖南、江西，等革命軍勢大之後，揮師北伐一舉定天下。
但是造反必須是謀定而後動，孫中山和黃興空有一腔熱血，奈何當時人心不齊，組織也出現問題，真到槍響的那天，原本設想的十路大軍隻有黃興所部的敢死隊衝了出來。其結果可想而知，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就是“吾黨精華，付之一炬”。黃興雖在戰鬥中斷一指，但仍然堅持戰鬥，但寡難敵眾，敢死隊死傷殆盡。紅花崗葬下了72名烈士，後來就改名叫做黃花崗。
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是革命思想由此開始蔓延，武裝起義由沿海向中部擴展，譚嗣同就義前說過“不流血不能激發國人的誌氣”。黃花崗烈士之一的林覺民寫給妻子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願意與你白頭偕老，但今天的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我多幸運和你結合，又多麼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國”。
《事略》（孫中山）
清朝末造，革命黨人曆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精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呈，黃花崗上一抔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記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跡，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載田橫事，雖以史遷之善傳遊俠，亦不能為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
鄒君海濱以所輯《黃花崗烈士事略》丐序於予。時予方以討賊督師桂林，環顧國內，賊氛方熾，杌隉之象，視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諸先烈所不惜犧牲生命以爭者，其不獲實行也如故。則予此行所負之責任，尤倍重於三十年前。倘國人皆以諸先烈之犧牲精神為國奮鬥，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責任，實現吾人理想之真正中華民國，則此一部開國血史，可傳世而不朽；否則不能繼述先烈遺誌且光大之，而徒感慨於其遺事，斯誠後死者之羞也。
餘為斯序，既痛逝者，並以為國人之讀茲編者勖。
《與妻書》（林覺民）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雲：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