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一場兵諫直接逼出了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一場革命逼出了清政府對君主立憲的最大誠意。當時辛亥革命已經燃燒了大半個中國，但是仍有很多民眾力量寄希望於君主立憲。從1909年到1910年，立憲派領導民眾掀起過四次大規模的請願活動，督促清廷盡快召開國會，盡速組織責任內閣，清廷也隻不過把召開國會的日期比原定計劃提前了3年，預計在1913年召開，而且把權力抓得越緊，組成了一個皇族內閣。清廷之後又下了一招更臭的棋，就是宣布鐵路國有，以此為導火線，武昌等14個省市相繼起義或者獨立，革命政權在大半個中國開了花，皇權是岌岌可危，清政府嚇得六神無主，隻好接受了資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內閣、召開國會的建議。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的協統藍天蔚等實施兵諫，聯名致電清廷提出了“政綱十二條”，要求立即召開國會，製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清廷震驚之下，對“政綱十二條”全部接受，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而且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準許開放“黨禁”，承認革命黨為正式政黨，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布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於11月3日正式公布。
細看《十九信條》，皇帝已經沒有了實權，徒留虛名，一切權力歸國會，走到這一步在清廷是極不情願的。本來清廷考察了英、德、日三國的政體之後，認為英國製度對於君權有嚴格的限製不合胃口，所以確立仿照日本的憲法草案，日本的政體被後人稱之為是“偽立憲絕對主義”。而如今的《十九信條》恰恰是仿照君主立憲中，民主程度最高的英國式的議院政治，是一種君權被架空了的共和政體。
楊幼炯著《近代中國立法史》，認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憲法，亦我國曆史上之第一次憲法也”，清廷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也就是責任內閣，就這樣原來計劃在三年中完成的事，決定馬上付諸實施，責任內閣、國會、合法政黨這一係列眾盼所歸的民主權利似乎是觸手可及了，但是這一切為時已晚。
《重大信條十九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而宣布獨立。清政府一方麵試圖鎮壓革命；另一方麵繼續其憲政騙局，把“立憲”作為其救命稻草。
在全部采納了《政綱十二條》之後，清政府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布之前，資政院先行擬定了作為立憲指導原則的《重大信條十九條》，並於當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即為曆史上著名的《十九信條》。
《十九信條》與清政府此前所公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在中國的憲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義。它對君權做了較大程度的法律限製。不過，清政府在此刻拋出《十九信條》，動機可疑。從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到11月3日《十九信條》出台，《十九信條》實在不過是清朝統治者為維護其岌岌可危的統治，繼續依靠立憲來行騙而已。《十九信條》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條 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
第二條 皇帝神聖不可侵犯。
第三條 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
第四條 皇帝繼承順序，於憲法規定之。
第五條 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由皇帝頒布之。
第六條 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
第七條 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之。
第八條 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皇帝任命；其他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舉，皇帝任命，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
第九條 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非國會解散，即內閣辭職，但一次內閣不得為兩次國會之解散。
第十條 陸海軍直接皇帝統率，但對內使用時，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此外不得調遣。
第十一條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緊急命令，應特定條件外，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為限。
第十二條 國際條約，非經國會議決，不得締結。但媾和宣戰，不在國會開會期中者，由國會追認。
第十三條 官製官規，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條 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者，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又預算案內，不得有既定之歲出，預算案外，不得為非常財政之處分。
第十五條 皇室經費之製定及增減，由國會議決。
第十六條 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第十七條 國務裁判機關，由兩院組織之。
第十八條 國會議決事項，由皇帝頒布之。
第十九條 第八條至第十六各條，國會未開以前，資政院適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