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寧夏建立統治機構之初就十分重視引黃灌溉問題。
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時任巡撫寧夏都禦史的黃圖安就奏請重修漢唐渠口，並且寫了《漢渠春潮》一詩讚頌了漢唐渠的灌溉之利，指出地方官吏要把每年的春工當大事抓：
朔塞井疆自古聞，渠成時雨鍤成雲。
源開星宿天邊至，浪泛桃花隴畝分。
千裏荒邊饒灌溉，萬家渴壤盡氤氳。
分來河潤成肥沃，疏浚春工莫憚勤。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寧夏水利同知王全臣再次大修漢唐兩壩，劈黃河五分之一為渠口，並逆流築長四百五十餘丈、寬二十餘丈的迎水壩一道，使渠口入水暢利。從此，在黃河中逆流築迎水壩成為寧夏引黃工程的重要技術措施並流傳於後世。守備沈鴻俊作《漁家傲》一詞記其事：
鑿口導河吞泄利，
大渠膏澤濃如醴。
閘敞薰風波錯綺。
東渡水，
交流穿過蟠龍尾。
灌沃原田三百裏，
邊氓樂業如歸市。
上下命官分撫字。
輿圖啟，
銀疆奏績天顏喜。
這首詞的上闋歌頌了大修的引黃灌溉工程雄偉壯觀、給三百裏沃原帶來的巨大利益；下闋寫修築的引黃工程給在三百裏沃原上辛勤耕作的農民帶來了巨大的實惠，寧夏的地方官員上奏朝廷，當朝天子看了工程圖都會喜笑顏開。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侍郎通智、禦史史在甲再次重修，延長引水壩為三裏零七丈，並於大壩正閘五裏處建造了三十丈的滾水石壩，增設四孔退水閘一座。在正閘墩上和寧夏府城（銀川）西門橋柱上刻畫分數，測量水位兼察泥沙淤澄情況，在唐徠渠底布埋準底石12塊，以作清淤標準。時任監收同知的王全臣寫的《唐渠口迎水堤告成》一詩對在唐徠渠渠口修築引水壩工程作了全麵具體的描寫：
欲引滔滔用不窮，先將百丈築河中。
頻移巨石填包匭，頓使天吳徙水宮。
白塔磯前標底柱，青銅峽內臥長虹。
從今萬頃桑麻足，可是區區一障功。
洪流出峽走奔雷，一道長堤築水隈。
隻為磯頭排浪去，漫將人力挽他回。
雪濤即看層層入，田鼓應聞處處催。
利導曾無奇異策，惟敎渠口有唇腮。
這首詩的開頭寫築壩的目的和位置，緊接著描繪工程的浩大，引水壩修成後出現的新景觀。然後層層遞進，點出了修築唐渠口引水壩的實際效果——“萬頃桑麻足”的根本原因在於一道引水壩的功勞。從峽口流出的水聲如雷轟鳴，引水壩把奔騰而來的浪頭引進了引水渠，保證了渠水充足。最後用魚腮的作用作比喻指出了修築引水壩是因勢利導的良策，河水小時保證渠口的進水量，河水大時從壩上流過，保證了引水口的安全。
在漢延渠之下舊有3處暗洞，專用於下泄各渠的餘水。由於使用年代久遠，經多年水浸而報廢。監收同知王全臣於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重新進行修葺，並且以石材代替原用材料。這一工程的完成免除了夏秋之交因排水不利而餘水泛濫造成的災害。竣工之後王全臣賦詩以紀之：
河流遠引漢唐中，雙拖白練舞長虹。
唐來西繞蘭山麓，漢延綿亙唐之東。
中間萬頃紛挹注，餘波總向湖中聚。
群湖宛轉東歸河，漢延堤高截去路。
古人立法妙有餘，地底鑽穴透漢渠。
就下能消群湖水，仿佛滄溟泄尾閭。
慨自河遷唐口咽，蓄之烏有焉用泄。
縱然古洞跡猶存，一任泥沙久埋滅。
大清渠開水洋洋，迎水堤成勢更狂。
田間水滿翻為虐，到處泛濫嗟懷襄。
尋得古洞皆木植，支撐渠底苦無力。
經營石甃洞惟三，奧若蛟宮不可測。
石梁潛架邃且幽，堅牢穩載漢渠流。
任他灌溉盈溝澮，暗把狂瀾細細收。
老農欣欣喜相告，年來鳴蛙產釜灶。
三洞賴我使君修，夏不旱兮秋不澇。
曾聞河源來自天，一曲伏流路幾千。
或是天吳聊小試，暫移鰍穴到銀川。
紛紛行客頻過此，驚看渠底水。
道是策馬曆東陽，一派宮商清人耳。
使君政暇可郊行，洞側清涼好駐旌。
為聽澶湉河中去，盡是三渠擊壤聲。
予也聞之深愧謝，功以幸成勞獎借。
開渠修洞踵先賢，但願歲歲宜禾稼。
這首詩用平實的語言先總括擺出了漢延渠有3處暗洞，是古人創造的排水的妙法，然後細致地介紹了暗洞的作用，重修的原因和重修工程完成後的效果，帶來的效益。在清朝的前期，對自元明以來已經過了多次改造的寧夏引黃灌溉係統又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技術改造，特別是對漢唐二渠的引水口采取了重大改進措施，如修築石質迎水壩，在河底修築石質的滾水壩等，同時也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水利開發和新的灌區農業開發的係統工程，這也是開始對銀川平原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開發。
在對漢唐二渠進行技術改造的同時，王全臣於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開鑿了大清渠，以濟漢唐二渠間高田不能均灌的問題。蔡升元作《題大清渠二首》以記其事（選其一）：
兩渠中劃大清渠，畚築無勞民力紓。
心畫萬家溝洫誌，胸藏一卷水經書。
嵐光樹色晴川外，鴻影鷗波夕照餘。
渾似江南好風景，豈惟灌溉遍村墟。
這首詩指出了開鑿大清渠的意義在於所有的地方都能得到灌溉，使寧夏平原到處都“渾似江南好風景”，各處田地都能得到灌溉之利。寧夏籍進士、翰林朱軾的詩《書王司馬渠圖碑陰後》是對蔡生元詩的引申：
奔騰浩瀚出毫端，唐漢新渠次第安。
三閘平分均水勢，長堤突兀挽狂瀾。
城倚東壁知靈武，雲鎖西山識賀蘭。
自是韓陵石一片，行人莫作圖畫看。
這首詩也可以說是“胸藏一卷水經書”的腳注。充分肯定了清初王全臣對引黃灌溉設施修複擴建的成就與對水利工程技術發展的貢獻。後四句詩“城倚東壁知靈武，雲鎖西山識賀蘭”一聯詩中嵌入“靈武”、“賀蘭”兩個地名，說明寧夏城的地理位置的優越，然後指出王全臣在完成了漢唐渠口的改造之後將渠口的工程繪圖刻於石碑的意義在於不僅給後人留下了一幅圖，而且給以寧夏城為中心的引黃灌區保留下了永世造福的工程技術。“韓陵石一片”的典故來自南朝梁庾信的“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韓陵指韓陵山，在河南安陽市東北。北魏高歡曾敗爾朱兆於此，並在此建定國寺旌功，南朝梁庾信入北方，評論北朝人物說了此語。這首詩的結尾的成功之處就在於用韓陵石這個典故巧妙地點明了題目的含義，也說明了“渠圖碑”的作用。
寧夏籍人、康熙癸醜武進士、曾任湖廣提督的俞益謨作《過大清閘》一詩：
唐漢平分萬裏流，中添一道入青疇。
沿堤柳絮糝鋪密，刺水秧針組織稠。
長霓濤翻橋閘外，虛亭額映塞垣秋。
春風策馬頻來往，幾度低回去複留。
這首詩猶如一幅風景畫，寫出了開鑿大清渠以後，在漢唐二渠之間新出現的水澆地的麵貌。描繪了大清渠閘放水時形成的壯觀景致，僅僅選取了幾個典型的畫麵，但足以說明開鑿大清渠帶來的灌溉之利。詩人麵對大清渠開鑿後出現的新景象不忍心離去，因而“幾度低回去複留”。
繼開鑿大清渠之後，又於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開鑿了惠農渠和昌潤渠。這兩道渠都是由侍郎通智和單疇書等奉旨肇開。通智，滿洲人，兵部侍郎。奉旨開惠農、昌潤二渠，又奏修唐漢二渠。單疇書，山東高密人，曾任寧夏道，曆升戶部侍郎，奉旨偕通智來寧夏修理渠道。通智寫的《惠農渠碑記》和《欽定昌潤渠碑記》兩文全麵詳細地記述了這兩道大渠的開鑿始末。
在寧夏引黃灌區的青銅峽河西灌區的灌溉渠中惠農渠是相對地勢最低、渠道最長的一道灌渠。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康熙皇帝下詔，令原在黃河西岸灘地駐牧的蒙古部移駐黃河以東，空出的黃河灘地稱為查汗托護地。這片灘地沃野膏壤，但因漢唐二渠的引黃灌溉的水量有限，餘波不及查汗托護地，蒙古部移走以後便曠為牧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皇帝命兵部侍郎通智、戶部侍郎單疇書會同督臣嶽鍾琪經營這片土地，就是開發查汗托護地，具體措施是開大渠解決引水灌溉問題，改牧野為種植桑麻之腴田，同時沿黃河西岸築長堤，以防黃河漲水時的狂瀾的威脅。通智他們進行了實地勘察，決定由葉升（葉盛）堡陶家嘴南花家灣開口引水，至平羅縣的西河堡入西河（即柳陌河），全長200裏。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七月開工，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竣工。竣工後上奏皇上，雍正皇帝賜名“惠農渠”。因為是皇帝賜名，在民間則按習慣稱為“皇渠”。雖然在寧夏的地方誌中明確記載為惠農渠，但“皇渠”更流行。後來則因“皇”與“黃”同音而演變為“黃渠”。
“昌潤渠”與“惠農渠”同時開鑿，皆為侍郎通智和單疇書奉旨肇開。通智在《欽定昌潤渠碑記》中指出：“大渠之東南隅，灘形廣闊，水難遍及。有黃河之支流名六羊河者，口形如列指，斥遊數裏，複合為一，逶邐而北，經大小方墩，越葫蘆細，曆省嵬城，而仍歸於大河。沃野腴壤，綿亙百餘裏。因迤黑龍溝而西，故水勢順下，漫無停蓄，不能引之灘中，河之下流遂淤。率諸執事，循其已然之跡，順其勢而利導之。凡湃（）岸之傾圮者，培之使平，河流之淤塞者，浚之使通。爰於渠口建正閘一，曰‘昌潤閘’。外設退水閘，曰‘清安’，使水有所瀉，以備歲修堵口也。內設退水閘，曰‘清暢’，使水有所分，以殺湍流漲溢也。相地製宜，分列支渠二十餘道。中多高壤，不能盡達，複設逼水閘三，曰‘永惠’、‘永潤’、‘永屏’。束之使其勢昂而盈科而進。仍由故道以入於河。諸閘既建，俱跨橋以通耕牧往來。”“渠兩旁俱插柳秧，資其根力以固湃（）岩。自此啟閉以時，蓄泄有方，而大渠以東遂無不溉之田矣。欽定名曰‘昌潤渠’，以昭示來茲。”通智在這篇碑記中交代了開鑿昌潤渠的緣由、位置、渠的走向、開鑿的方式以及附屬設施，指出渠名為欽定。還作《昌潤渠工竣恭紀》一詩：
黃河別派六羊通，石閘巍然跨彩虹。
激起眾流增浪力，引開曲水灌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