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來的時候，隻是愕然的打量著雪白的天花板。隨著一陣陣輕柔的風，一縷陽光不時透過飄動著的窗簾照在我的右手邊。我試著想坐起來，但一陣鑽心的疼痛讓我不能動彈分毫。我抬眼望著旁邊的窗，湛藍的天空裏有兩隻海鷗飛過。
這到底是哪裏？我肯定沒有死，而這也不象是巴比倫的戰俘營，我到底在哪裏？
“老大！你終於醒了！”是蔣賓達洪亮的聲音，我轉過頭望著門口拄著雙拐一臉歡喜的他。
“這是哪裏？”這是我說的第一句話。
1875年1月，中國遠征軍在“烏爾攻勢”中遭到慘敗，第二集團軍全軍覆沒，戰線上各主力部隊均遭到重大傷亡，一個月內中國軍隊的損失達到創記錄的50萬人之巨，戰線後退了1000公裏，1874年下半年以來的戰果幾乎損失殆盡。錢隆接掌指揮後，通過中央突擊集團軍對氣勢洶洶意圖一鼓作氣“把中國人趕下海”的三國聯軍實施了一連串的軍事打擊，加上後續部隊的到達和對前線散亂部隊的整頓，到2月底，終於迫使敵人西進的腳步在付出了上百萬的傷亡停滯下來，將戰線穩定在聖雷吉斯以東600公裏。在1875年3月3日，遠征軍在中路再次重創巴比倫軍隊，全殲其12個師18萬人，同時給希臘支援巴比倫作戰的部隊以巨大損失，在這一戰以後，在雙方戰線上繼續進行的戰鬥暫時就隻剩下小規模的交火了。
但是“烏爾攻勢”的破壞力遠不止如此，軍事上的失敗迅速反映到國內的政治上，這次戰役中慘重的傷亡和巨大的失敗，使原來就已經存在的反戰呼聲演變成了反戰風暴。1875年2月，整個中國陷入混亂狀態，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要求立即停止戰爭，恢複和平，全國各地進入癱瘓的境地。中國政府在財政上也已經陷入了捉襟見肘的困境：由於連年浩繁的軍費開支，國家一直處於一種慢性失血的狀態。而這次國內的嚴重混亂造成了稅收的斷絕，使銀根更緊縮到難以為繼的地步。1875年3月，迫於國內的巨大壓力，中國政府內閣宣布辭職，中國政府倒台了！
當時在東丹島陸軍療養院養傷的我對外麵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蔣賓達告訴我，那天我重傷昏迷後被巴比倫人俘虜；在被他們帶回去的時候，22主戰坦克師的人忽然趕到了，一陣交火殲滅了那一小股巴比倫軍，救下了我。當時被救的有三人：我、蘇娜和錢遙。我受傷最重，兩發子彈洞穿右肺葉，大量出血引發血氣胸，差點要了我的命，昏迷了足足兩周才醒過來；蘇娜小腹中彈，但是沒有傷到要害，痊愈的比較快；錢遙背上中了一槍，打穿了肩胛，但是沒有大礙。隨後我們剩下的人都被22師救下，傷員就被集中送到後方的東丹島來。蔣賓達他自己在作戰中斷了一條腿，由於單位傷員都送來此地，他也跟來了。“嗬嗬，記得那天我對你說一定要活著出去……看看，最後我們真的是都沒有死。”他哈哈的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