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停戰以後，戰爭並沒有完全停止：希臘政府還在大南洋的卡勒特島上叫囂著複國的聲音，但是無論是誰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希臘昔日勇悍善戰的軍隊現在隻剩下寥寥三個師和不多的幾條艦艇而已，擔任彈丸之地的卡勒特島的防務還嫌不足，談什麼反攻複國？卡勒特離東大陸的距離比東西大陸之間的距離還要遠，就憑希臘剩下的這點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是無論如何也無力承擔這樣浩大的戰爭了。
但是希臘在東大陸留下了不少反抗力量，希臘陸軍的散兵遊勇依然在希臘各地遊蕩，反抗組織也一直在持續抵抗，希臘抵抗分子被真正肅清的地方並不多，這樣的情況至少到1885年5月我去雅典開東大陸遠征軍首腦會議的時候。
會議是討論裁軍問題，鑒於大規模戰爭已經結束，議會提出立即對軍隊進行複員，封存武器，終止全部組建新部隊的計劃，同時在東大陸開始大規模的肅清行動，“保證所有的重建和建設計劃不會受到抵抗分子的騷擾，徹底停止東大陸的動蕩局麵”，高調是唱得不錯的。
5月19日，東大陸遠征軍四個集群的全體主要指揮官在雅典國民議會廳的一個會議室裏開會。雅典國民議會廳是個非常龐大的建築，用繁複的花紋和華麗的裝飾組合起來的這棟龐大建築物比北京人民會堂還要大，1885年的時候它被由聖雷吉斯遷移至雅典的東大陸遠征軍總司令部占據了，那段時間裏雅典國民議會廳裏進進出出忙忙碌碌的滿是軍人，和現在作為東大陸首府的政府機關所在大相徑庭。
說是全體，但實際上也就不多的幾個人：錢隆、柳平、朱良國、我，還有我們的幾個副手，肖和譽、陳思遠、田登、成遜，還有司令部各部門的負責人和幾個參謀——一共是十五個人。原定會議開三天，要決定東大陸遠征軍的裁退比例和具體步驟，但是誰都知道這個會沒有開完。
5月20日下午1點17分，我們所有人正在會議室裏討論，由一名偽裝成清潔工的希臘抵抗分子乘中午打掃會議室的時候，在會議桌底下安裝了的一個高爆炸彈爆炸了，這些久經戰場考驗的高級軍官卻在戰後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柳平、肖和譽、陳思遠還有兩名參謀（一個叫喬頌，一個叫歐陽啟明）身受重傷，雖經搶救仍回天無力，當天就死去了。錢隆、我和田登被炸成重傷（在從瓦礫中被扒出來的時候，錢隆已經沒有呼吸了，田登也在後來幾度休克，我則是腹部被彈片擊中，造成大出血），其餘的幾個人也都受了傷。我們被立即送往雅典陸軍醫院接受搶救，錢隆和我第三天又被緊急送回北京陸軍總醫院，後來經過將近一年的修養和醫治才慢慢痊愈。這件事受到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前後喧嚷了小半年。
我住院接受治療的時候，東大陸遠征軍的裁軍計劃已經由國防部擬定執行，空軍不動，將全部空軍力量的二分之一調回國內駐防。各集群作為戰時體製這時全部撤消，第一集團軍被調回國內，中央集團軍和第三集團軍分駐羅得斯和烏爾，第二集團軍則仍在西丹島駐防，其餘的部隊按照作戰損失來計算，傷亡過半的優先解散，其餘的按作戰功績來安排。同時國防部派人負責整個裁軍過程，這個命令一出，東大陸遠征軍原來的109個作戰師和三十多萬後勤人員在一年裏被裁撤了一半多。柳平的北部集群各部隊除了一個山地師駐防邁錫尼沒有動以外幾乎全部都被解散，我的中部集群除了“霹靂”特種大隊和第67、68兩個師沒有動以外，其餘也全部被解散。我不知道跟隨我轉戰南北，經曆了腥風血雨的這些老戰士在終於脫下軍裝的時候心裏是怎麼想的，就幾個舊部來北京看我的時候都痛哭流涕，畢竟看著自己一刀一槍在戰場上拚殺出來的赫赫番號說撤就撤了，誰心裏都不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