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層次，是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這就進入了創作心理的研究。我們都知道《紅樓夢》絕非曹雪芹的自傳與家史，書裏的賈家當然不能與曹家劃等號；但我們又都知道，這部書絕非脫離作者自身生活經驗的純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當然那樣的作品也可能獲得相當高的審美價值，如卡夫卡的《萬裏長城建造時》）。我們不難取得這樣的共識：《紅樓夢》並非是一部寫賈家盛衰榮枯的紀實作品，但其中又實在融鑄進太多的作者“實實經過”的曹家及其相關社會關係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滄桑巨變。因此，我們在進入“秦學”的第三個層次時，探究當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間的權力爭奪，並因此而終於弄得“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從而加深理解曹雪芹關於秦可卿的構思和描寫，以及他調整、刪改、增添有關內容的創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這個層次的研究，當然也就跨入了“曹學”的空間。
比如說，我認為，曹雪芹最初寫成的文本裏，是把秦可卿定位於被賈府所藏匿的“類似壞了事的義忠老親王”的後裔（注意我說的是“類似”而非必定為“義忠老親王”一支），根據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為雍正的政敵“塞思黑”藏匿了一對逾製的金獅子，陳詔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藏匿金獅子尚且要惹大禍，何況人乎？因此，隱匿親王之女“在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以為他“絕對”二字下得太絕對化了，誠如他所說，清朝宗人府是要將宗室所有成員登記入冊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給以紅帶，附入黃冊，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帶”革退宗室給帶載入《玉牒》，以免湮滅的行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再宗室覺羅之棄子，今雖記藍檔內，以宗人府定例甚嚴，懼而不報，亦未可定”，並舉實例：“原任內大臣覺羅他達為上駟院大臣時，因子眾多，將棄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領鄭特聞之，乞與收養，他達遂與之……”可見規定是規定，即使是皇帝親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這樣那樣緣故，而暗中違仵的。
我對秦可卿之真實身份乃一被賈府藏匿的宗室後裔的推斷，是根據曹家在那個時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為誰都不能否認，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諸王子中，偏偏沒有後來的雍正皇帝，卻又偏偏有雍正的幾個大政敵，這幾個政敵“壞了事”，自然牽連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們能勝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後來感到“大勢已去”，想竭力巴結雍正，也還暗中與那幾個“壞了事”卻也並未全然灰飛煙滅的人物及其黨羽聯絡，從幾麵去政治投資，也很自然。希望隨著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現，《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與賈元春這兩個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顯露出來，哪怕是雲中龍爪、霧中鳳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