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她落腳到內蒙古的海拉爾市，海拉爾的曲藝團正缺演員，對這個主動上門的女演員非常歡迎，當時答應每個月給她開工資180元，盡管如此，當時糧荒還沒過去，在外邊生活還要花錢買糧票，一斤糧票大約是三到四元，除去買糧票之外也剩不下什麼錢，所以她給我來信說你快來吧，這兒的崔團長對人非常好，也希望你參加他們曲藝團，工資跟我一樣也是180元，我接信之後，連考慮都沒考慮，立馬作出決定，把鞍山的房子托人看管，坐上火車直奔海拉爾。我們一家四口終於在內蒙古團聚了，說來也怪，我在海拉爾的收入也相當可觀，海拉爾屬於邊遠地區，說新書可以，說傳統書也可以，因此我就拿出拿手的絕活《三俠五義》，結果在海拉爾一炮走紅。
哪知好景不長，一個多月之後，鞍山市曲藝團的副團長石富居然找到了海拉爾，要求我們回曲藝團，被我們當場拒絕，我老伴兒更是直言不諱地說：“回曲藝團可以，你給我們多少錢的工資？”石團長說：“這是國家規定，我無權更改，但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往上調一調。”我老伴兒說：“那你就回去調整去吧，多咱調整好了我們再回去，老單也是如此。”石團長賭氣離開了海拉爾，通過鞍山文化局和海拉爾文化局向我們施加壓力，可是有句話您別忘了，山高皇帝遠，海拉爾文化局根本不理鞍山文化局那一套。
又過了一個多月鞍山市曲藝團業務團長張樹嶺也來到海拉爾，畢竟都是同行，我們推心置腹地進行了長談，張樹嶺說：“從公家的角度說我是奉了領導的指示來督促你們回鞍山，從私人的角度說咱們都是同行我很想念你們，也借這個機會來看看你們。”當天我請他在呼倫貝爾大飯店吃了烤牛肉，我們邊吃邊聊，張樹嶺說：“田芳啊，自古至今，私人不能跟官方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這樣僵持下去，遲早你要吃虧，再說現在文化局已經把你家四口人的糧食關係凍結了，糧票又這麼貴，你們在這兒雖然掙的錢比較多，除去人吃馬喂，也剩不下多少錢，還是跟我回去吧。”我當時大發牢騷，嫌工資太少，不漲工資我是絕對不回去的，張樹嶺沒有辦法，隻好歎了口氣，離開了海拉爾。我跟全桂倆人商量，張樹嶺說的不無道理，雖然咱倆的工資都比鞍山多得多，但是除去花費真也所剩無幾，看來海拉爾也不是咱們久居之地，我想找一個真正單幹的地方，老話說得好，好漢不掙有數的錢，我老伴兒非常同意，為了感謝海拉爾曲藝團，我們還是堅持著說了一大截書。
之後我老伴兒又聯係上營口的田莊台，在同年的八九月份，我們離開了牛羊成群的海拉爾，來到田莊台，至今回憶起來，田莊台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在田莊台居然大紅大紫，收入超過所有的地方，從臘月到正月我們除去花費還存了4600塊錢，這可是1962年的錢，與現在的4600塊錢沒法相比。
我與老伴兒、兒子、女兒、妹妹們
書說簡短，過了年之後，我們又到了蘇家屯，從蘇家屯又到了營口的蓋縣，一路過關斬將，幾乎全是火穴大賺，但是形勢不容人哪，人家都是國營或者是大集體，卻冒出我這麼個單幹戶，而且收入相當可觀，這對掙工資的老藝人來說，負麵影響實在太大，因此有人把我告到營口市文化局，要求文化局下令禁演，理由是我是鞍山市曲藝團的演員，跑出來單幹，屬於黑戶，必須停演。一是形勢所迫，二是同行是冤家很多人掙不著錢眼氣，自然不能說我的好話，迫於這種壓力，我又想到女兒慧莉該上學了，無論如何不能耽誤孩子的學習，思前想後再三斟酌，我們還是回到了鞍山市曲藝團。當時曲藝團規定我的工資長一級，每月98元。由於私自出走，違反了組織紀律，需要象征性地在大會上做一次檢查，另外罰款800元，對於過去的事就算一筆勾銷。還有個條件是收留我回曲藝團，不收留王全桂，理由是她不會新書。全桂冷笑說：“更好，我討厭死他們了，你在團裏說書照顧家和孩子，我到外麵單幹去，沒有你的拖累他們也不會找我。”就這樣我們達成了協議，女兒上學了，了卻了我一個大心願。表麵上看，孩子上了學，又長了一級工資，是好事一件，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多之後，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從那兒開始，受了大罪，倒了大黴，幾乎把命搭上，這是我一生中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為回鞍山是我決定的，這一下子就栽進了火坑，假如在外麵繼續單幹下去，也不會攤上這場橫禍，後來我總結說命啊，這就是命，該著倒黴，城牆也擋不住。我又說起了新書，結束了長達一年半在外的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