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鬱：我開始以為是一種傳奇，但越讀越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你的敘事技巧和結構都很獨特。
莫言：這部作品裏有戲仿，有敬仿，比如對《藥》的敬仿。小說裏那對夫妻平靜地像出賣小豬崽兒一樣出賣了自己的孩子。很多國外評論者，喜歡把中國妖魔化，他們宣傳這是一部描寫吃人的小說。其實我的本意並不是去說中國有食人現象，而是一種象征，用這個極端的意象，來揭露人性中的醜惡和社會的殘酷。我每次出去都要糾正這種有意的誤解。《酒國》是小說，不是紀實。是虛構的小說。作品中對肉孩和嬰兒筵席的描寫是繼承了先賢魯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繼承得好還是壞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觀上是在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前進。
孫鬱：《酒國》是震撼心靈的，是你長篇小說成熟的標誌，尤其對百姓生活的描寫很逼真，有像魯迅的一麵，殘酷、慘烈。
莫言：拷問靈魂是魯迅最先提出來的嗎？
孫鬱：在中國應該是。你對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有什麼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你有影響嗎？
莫言：魯迅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著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評價真是精辟之極，看起來是說托氏，是不是也是在說他自己呢？還有：“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煉他，不但剝去了表麵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那罪惡之下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地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魯迅真可謂是托氏的知己。“偉大的犯人”的說法真是驚心動魄啊。我讀《罪與罰》，讀了三分之二，《卡拉瑪佐夫兄弟》多少次想讀完總是讀不完。因為我覺得魯迅已經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內核提煉出來了。
孫鬱：魯迅寫的是看客，《檀香刑》寫的是劊子手，這是對魯迅思想的一個發展。
莫言：不敢輕言發展，否則會亂箭穿心！但毫無疑問《檀香刑》在構思過程中受到了魯迅先生的啟發。魯迅對看客心理的剖析，是一個偉大發現，揭示了人類共同的本性。人本有善惡之心，是非觀念，但在看殺人的時候，善與惡已經沒有意義了。譬如清朝時去菜市口看一個被殺的人，當殺人犯在囚車上沿街示眾的時候，根本沒有人去關注他犯下了什麼罪惡，哪怕這個人犯的是彌天大罪，殺害了很多人，是一個令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的壞蛋，但因為他上了囚車，脖子上插著亡命牌，這時候所有的看客都不會關注這個人到底犯了什麼罪，純粹是在看一場演出。這個死刑犯，能在被殺前表現得有種，像個漢子，慷慨激昂，最好唱一段京戲，最好能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喊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就會讓看客們得到極大的滿足，獲得精神愉悅。
孫鬱：魯迅說阿Q是無師自通地喊了這麼一句，“無師自通”這個詞用得真好。
莫言：那說明阿Q也深受看客文化的影響，或者說他也曾經當過看客。死刑犯表現得好，看客心理得到了極大滿足，便將罪犯過去的罪惡一筆抹殺，並使之成為被讚美的對象。今天這個犯人真有種，視死如歸啊，這個人作為一個罪犯在被追捕的過程當中，所有人都認為一定要對其千刀萬剮，但一旦他成了被看的對象後，他的罪惡被消解了。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但我們難道有理由譴責成千上萬個父老鄉親嗎？實際上，我們也是看客。
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警戒老百姓，汽車會拉著罪犯在全縣的村莊遊行示眾，有的是死刑犯，有的是一般的罪犯，偷盜犯、強奸犯，當然還有殺人犯。罪犯一旦被押赴刑場，罪惡就消解了，就開始進入戲劇表演過程。在那個時代我們也當過看客。為了讓老百姓受教育，公審一個人，就開萬人大會，大家傾巢而出前去觀看。不知東北有沒有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