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4月，《威斯敏斯特評論》發表了埃德溫·查德威克的最終研究結果。他根據大量的事實和論據證明了以下幾個觀點：第一，環境會對人的健康造成影響；第二，一旦環境改善，健康狀況也會相應改善；第三，許多對壽命有不利影響的疾病和因素其實是可以由人力加以控製乃至消除的；第四，接種疫苗、減少過度飲酒、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加快醫學研究的步伐和建設條件更加良好的街道和住宅，這些對於延長人的壽命具有重要的意義。他保證所引述的事實都有絕對可靠的來源，從而有力地判定了摩根先生的錯誤，並且向人們證明了境遇較好的階級的預期壽命正在不斷提高。現在，這已經獲得了人們的普遍承認。
1829年，查德威克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預防性的警察》在《倫敦評論》上發表。這篇文章讓82歲高齡的傑勒米·邊沁都讚不絕口，並一心希望結識這位作者。隨後雙方結下了友誼，並一直持續到1832年這位哲學家去世。邊沁曾希望這位青年朋友能夠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協助他完成“行政法典”，並且承諾可以讓他在最終的成果中享有一個獨立的地位。但是查德威克先生拒絕了這個提議，並繼續完成了他的法律學習。1830年他進入了律師界，偶爾也為《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文章。1832年，當他正準備進入普通法領域時，他與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和圖克先生一道突然被任命為一個專門委員會的成員，要求去調查由阿斯利勳爵和薩德勒先生的著力推動的工廠勞工問題，這也是個正引起人們的注意的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再次表達了公共衛生的思想，他們把“不完善的排水、通風、供水”等視為引發疾病的原因，而且認為這與勞動過度一道嚴重損害著人們的健康並縮短了工廠勞工的壽命。
同年，格雷政府任命了一個重要的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濟貧法實施情況調查委員會，並任命查德威克先生為委員會的助理調查員，要求他在倫敦區和伯克郡收集這方麵的相關證據。他於次年提交了一份堪稱一切報告的典範的報告，其中各類事實被很好的歸類因而條理清楚，事實翔實而又被描述的栩栩如生。這也使得那些對藍皮書最抱成見的人士都改變了看法，並不禁饒有趣味地把它讀完。查德威克先生在這方麵顯示了驚人才能，並提出了許多富有實用價值的建議。因此，報告提出不久他就由助理調查員擢升為首席調查員。1834年，他又和塞尼爾先生共同給下院委員會提交了報告，在同年通過的著名的《濟貧法修正案》中就大量采用和實施了他們為委員會提出的建議。這不僅凝結了二人的共同勞動成果，同時也為他們贏得了光榮。
時至今日，這項可以自圓其說的法案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現代所有法律文獻中最有價值的。然而在這項法案通過後的若幹年裏，它卻成為了最不受人們歡迎的一項法案。但這也並沒有使查德威克先生泄氣，因為他相信法案所依據的原則是合理可行的。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且不遺餘力地為其辯護。俗話說：“受人歡迎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要實踐一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善舉，卻隻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做到”。埃德溫·查德威克正是這樣的一個勇士，隻要他認為他所從事的事情是正當的，即使飽受爭議甚至非議，他的勇氣也從不會消失。
雖然卷帙浩繁的濟貧法文獻證據耗費了查德威克先生大量精力，但他從沒有忘記公共衛生問題。通過對勞工和貧苦階級的生活狀況做巨細無遺的調查，他對他們所處的糟糕環境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也親眼看到了這些糟糕境況是怎樣威脅著社區的生存，以及如何借助於熱病、肺病和霍亂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因此，他決心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
1838年的一天，擔任濟貧法委員會的秘書的查德威克先生突然接到一位白人禮拜聯合會的職員的報告，這位職員神色慌張地向委員會報告了—個可怕的消息：“在這個地區的一個死水池周圍一場熱病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奪去數十人的生命；由於它劇烈的危害，有人甚至懷疑它與某種亞洲霍亂有聯係”。聽到這些，在查德威克先生的建議下，委員會立刻任命阿諾特、凱伊和索思伍德·史密斯3位博士著手調查事件的原因，並進—步報告整個倫敦的衛生狀況。
1839年，倫敦大主教在上院提議由查德威克先生組織索思伍德·史密斯、阿諾特和凱伊3位博士成立首都衛生狀況調查小組，並把調查範圍擴展到英格蘭和威爾士全境，所有城市、鄉村以及製造業城鎮和所有居民都被包括在內。愛丁堡的居民還請願，要求把蘇格蘭也包括在內。於是，在1839年8月約翰·羅素爵士致信濟貧法委員會，以皇室的名義授權他們將已經在首都開始的對可防止的疾病的調查擴展到大不列顛全境。現在，籌劃全國的調查以及各種證據進行審查、篩選，加以歸類和精簡，並最終將成果成文出版，全部的工作都由查德威克先生負責。1842年，本該以濟貧法委員會的名義正式發表的第一份城市健康狀況報告先預備出版。主要是因為委員會的有些成員對新的濟貧法與查德威克先生有不同看法，特別是由於擔心報告中有太多的地方會冒犯眾多權勢機構，他們便拒絕為它承擔責任。於是，報告便以查德威克先生個人名義發表，他獨自承擔了全部責任。其實，就所做工作而言也確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