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停戰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關於俾斯麥那些瘋狂條件的各種傳聞在巴黎甚囂塵上，例如說他要求法國割讓好幾個省份，並要法國賠付100億法郎戰爭賠款。阿方索·羅斯柴爾德的哥哥古斯塔夫（Gustav）在詹姆斯去世後接任奧地利總領事，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黎遭受圍攻，而且現在還在城裏。維茲薩姆在2月中旬找到一個機會和他見麵會談，維茲薩姆說他聯係上了一些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能從最準確的角度觀察人和事。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主要和他探討了巴黎的防衛者特羅舒將軍的為人。
“他是一位可敬的人，”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說道，“但是他有些軟弱，優柔寡斷，態度曖昧；他默許了9月4日的事，而他本應該鎮壓帝國遺老們的起義，迫使歐仁妮皇後製止那些無能的帝國大臣和將軍的反抗。本來在迫使帝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後就要改變新政府的形式。9月4日，當時的巴黎行政長官特羅舒將軍卻沒能好好利用這樣絕好的機會。因受到貝利維耶（Belleville）脅迫，他就讓一個毫無經驗的律師去菲爾裏斯和俾斯麥談判停戰條約，因而給這次的談判帶來了極惡劣的影響。那句不吉利的話，即‘不割讓我們一寸領土，不拆除我們碉堡的一磚一瓦’就是特羅舒將軍最先提出的，他想裁減法烏波根（Faubourgiens）地區的軍隊，同時他要用他那並不存在的非凡的戰爭部署來讓他們高興。無論何時有一點點麻煩的苗頭，特羅舒將軍就惶恐萬分，對敵人手足無措。”
古斯塔夫相信，到了10月底，就是在巴黎第一次被占領的第六個星期，巴黎軍備就能準備充足，並突出重圍。而且他認為隻要能有一位雄心勃勃的稱職的將軍帶領法國軍隊，1870年9月2日的突擊就能取得成功。
奧地利大使梅特涅親王和英國大使裏昂斯勳爵離開巴黎隨同法國政府流亡。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認為他們的離去給巴黎造成了極其消極的影響，因為人們過去和現在都相信，有這兩位大使留在巴黎能對菲爾裏斯的停戰談判起到積極的作用，能讓遭受圍攻的巴黎少些恐怖的氣氛，甚至有可能製止轟炸。古斯塔夫同時還與維茲薩姆展望了未來，還探討了可能的和平條約。
“此時此刻，”他說道，“便是奧地利和英國積極強烈幹涉此事的時候了。如果中立國任隨局勢發展，他們將會為他們冷漠無視的態度付出慘重的代價。認為要賠那麼多錢比割讓領土更加嚴重是絕對錯誤的。這兩者的聯係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緊密。我不是指傳言中的一百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其實法國根本不可能湊足這麼大一筆錢。但是我要你們一定記住以下這點：如果事實證明普魯士有這樣的雅量，放棄讓我們割讓領土的要求，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籌集到他們要求的那一大筆戰爭賠款。但是，如果普魯士仍然堅持讓我們割讓貝爾福（Belfort）至梅斯（Metz）及隆威（Longwy）沿線的領土，我認為就算他們願意減少賠款的數額，我們也無力支付。
“如今已經遍體鱗傷、備受屈辱的法國隻有一個念頭，那便是報仇，也就是說戰爭。不過，如果普魯士對法國還有一點點的仁慈，讓她的國土依舊完整，那麼她就會恢複原本強大的實力，她會把戰爭失利以及巨大的犧牲歸罪於過去的帝王統治。那時候，她唯一渴望的便是永久的和平，為此，法國將會建立起一個堅強的政府以及一套穩固的經濟管理體製。在歐洲，沒有一個金融家不是真誠地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也沒有一個人會重新考慮是否要借給法國政府那筆強加給她的戰爭賠款。法萊先生那些誇大其詞的言論是荒謬的，無論是法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如果隻是因為在一場戰爭中失利，就要割讓領土，這是很羞恥的。同時，我們這些金融家們一定要好好考慮，我們不得不考慮到那些需要貸款人的優劣。貸款總是需要這樣的深思熟慮。
“俾斯麥正蓄謀毀掉法國。可是，我並不相信這是他喜歡這麼幹，就像奧地利、俄國，還有英國，也沒什麼興趣要把法國毀掉一樣。我隻是客觀地說出事實而已。假使奧地利沒能如願以償地得到和平，那麼就會讓她不得不在絕境中掙紮，不得不麵對永不停歇的戰爭，永遠沒有盡頭的戰鬥，還有史無前例的殘酷暴政。”
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還認為，在賽旦或菲爾裏斯的和平之後，將可能更具毀滅性，因為長時間的反抗已經增長了這個國家的骨氣，矯正了這個國家的歪風，也徹底打敗了紅黨（Red Party）。古斯塔夫很是欣慰地表示，在民意調查中，波拿巴黨（Bonapartist party）遭到慘敗。
他說：“武裝好了的戰友們、富商們的犧牲精神和貴族們的勇氣已經消除了巴黎重蹈六月革命覆轍的恐懼。每一天，我開著我那布魯厄姆式汽車在貝利維耶（Belleville）和那些最臭名昭著的街區穿梭，那些老百姓從來沒有冒犯過我，他們似乎已經忘掉了原先對貴族的仇恨。在這一點上，這場災難給我們帶來了好處。”
當維茲薩姆告知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他們家族的一位老朋友尚加尼耶（Changarnier）已經前往波爾多，他是要去那裏疾呼：“國王萬歲！亨利五世萬歲！”一開始，這消息讓古斯塔夫很驚訝。接著，他想到他的家族與波旁皇室良好的關係，他突然驚叫道：“要我說，尚加尼耶做得對；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