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築造自己成器(1)(1 / 3)

青年人的苦悶

今年六月二日早晨,一個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悲觀與煩悶之中,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我。這封信使我很感動,所以我在那個六月二日的半夜後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覺得這個青年學生訴說他的苦悶不僅是他一個人感受的苦悶,他要解答的問題也不僅是他一個人要問的問題。今日無數青年都感覺大同小異的苦痛與煩悶,我們必須充分了解這件絕不容諱飾的事實,我們必須幫助青年人解答他們渴望解答的問題。

這個北大一年級學生來信裏有這一段話:

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為祖國作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後,我們接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生從淪陷起對政府所懷各種希望完全變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同時內戰更打的起勁。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饑餓而自殺,以及內戰的慘酷,聯想到祖國的今後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作第二次亡國奴!……我傷心,我悲哀,同時絕望——

在絕望的最後幾分鍾,問您幾個問題。

他問了我七個問題,我現在挑出這三個:

一、國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為何?

二、國家前途是否絕望?若有,希望在那裏?請具體示知。

三、青年人將苦悶死了,如何發泄?

以上我摘抄這個青年朋友的話,以下是我答複他的話的大致,加上後來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話。這都是我心裏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

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我們事事不如人: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識水準不如人,社會政治組織不如人;所以我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後,恢複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給我們,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駕駛。人家送工廠給我們,——如勝利之後敵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廠,——而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接收使用,繼續生產,所以許多煙囪不冒煙了,機器上了鏽,無數老百姓失業了!

青年人的苦悶失望——其實豈但青年人苦悶失望嗎?——最大原因都是因為我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大家都夢想“天亮”,都夢想一旦天亮之後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有好日子過了!

這種過度的樂觀是今日一切苦悶悲觀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的心境裏,當然不會想到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後是最困難的事。在勝利的初期,國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從一個垂亡的國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強國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裏,更不肯去想想坐穩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難的事業。天下那有科學落後,工業生產落後,政治經濟社會組織事事落後的國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強國的福分!

試看世界的幾個先進國家,戰勝之後,至今都還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還免不了饑餓的恐慌。美國是唯一的例外。前年十一月我到英國,住在倫敦第一等旅館裏,整整三個星期,沒有看見一個雞蛋!我到英國公教人員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卻隻用小木片向爐上點火供客。大多數人的衣服都是舊的補綻的。試想英國在三十年前多麼威風!在第二次大戰之中,英國人一麵咬牙苦戰,一麵都明白戰勝之後英國的殖民地必須丟去一大半,英國必須降為二等大國,英國人民必須吃大苦痛。但英國人的知識水準高,大家絕不悲觀,都能明白戰後恢複工作的巨大與艱難,必須靠大家束緊褲帶,挺起脊梁,埋頭苦幹。

我們中國今日無數人的苦悶悲觀,都由於當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夠。我們在今日必須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後要比八年抗戰困難的多多。大戰時須要吃苦努力,勝利之後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點複興的成績。

國家當然有救,國家的前途當然不絕望。這一次日本的全麵侵略,中國確有亡國的危險。我們居然得救了。現存的幾個強國,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都絕對沒有侵略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自己今後如何努力。

正因為我們今日的種種苦痛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所以我們將來的恢複與興盛決沒有捷徑,隻有努力工作一條窄路,一點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觀是不能救國的,呐喊是不能救國的,口號標語是不能救國的,責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國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愛引易卜生對他的青年朋友說的一句話:“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我現在還要把這句話贈送給一切悲觀苦悶的青年朋友。社會國家需要你們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們必須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有用的東西,方才有資格為社會國家努力。

今年四月十六,美國南加羅林那州的州議會舉行了一個很隆重的典禮,懸掛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魯克(Bernard M.Baruch)的畫像在州議會的壁上,請巴魯克先生自己來演說。巴魯克先生今年七十七歲了,是個猶太種的美國大名人。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威爾遜總統的國防顧問,是原料委員會的主任,後來專管戰時工業原料。巴黎和會時,他是威爾遜的經濟顧問。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戰時動員總署的專家顧問,是羅斯福總統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員會的主任。戰爭結束後,他是總統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他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