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有一些借文學滿足自己私欲的“名人”常常拿巴爾紮克的賣文償債為自己尋找光鮮些的借口。誠然。世界藝術史上不乏賣文和賣畫的大師，但最本質的區別是大師的“賣”是為活著，一若楊誌之賣刀。而那些“名人”的活著卻是為“賣”。賣刀時的楊誌不失其好漢本色，而酒足飯飽後品頭論足的牛二也不過是牛二。前者可能有鄙陋之行，但他的骨子裏仍足以傲世。
區別的是心靈。
鷹會雞一樣啄食。狗也獅子般捕獵。區別的，也是心靈。
傲昂白首於世界文學頂端的是那位最不像作家的托爾斯泰。在他一生中的很長一段歲月裏，他最熱衷的是教育，是編識字課本和改善農民生活……他把自己最輝煌的時光用於懺悔，終生為自己的貴族身份而羞恥。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也歸於“壞藝術”一類，僅僅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那麼多閑時間去讀它們。但這一切，反倒點綴了他的偉大。
十多年前，我幸運地迷上了托爾斯泰。此前，無論咋啃也讀不下去。後來才明白，愛托爾斯泰也需要資格。當自身“修煉”達不到一種境界時，你絕不會了解他，更不會愛上他。他的作品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實力。他不饒舌，不賣弄，不矯情，甚至不修飾。他忠實地記下了人類曆史上的一個時代。隻要人類存在，他的作品就消亡不了。
他寫得那樣從容而自信。在這個巨人麵前，一切“名人”都顯得十分寒磣，包括精通任何技巧且已得到公認的“天才”們。
他可以痛苦，可以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機，但決不浮燥。他的痛苦是大徹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機是時代的困惑。他決不會為爭點兒名或圖點兒利而讓自己偉大的心靈卑瑣。
不僅僅托爾斯泰，幾乎所有的俄羅斯大作家都這樣。我常常為俄羅斯文學吃驚：是什麼使這個民族誕生了那麼多的文化巨人？這無異是一種文化奇觀。無論是專製的尼古拉一世時代，還是殘暴的斯大林時代，這個民族都為人類貢獻一批又一批的偉大作家。封建專製的屠刀扼殺不了文學。貧困、富貴、厄運……一切外部勢力都動搖不了俄羅斯的文學大廈。
而中國文人，血液中“學而優則仕”的雜質太濃了，多將個人悲喜甚至命運維係在強權上。次一等的，也追求書中的“顏如玉”和“黃金屋”，而將文學的真正內涵異化了。
中國文人中具有真正獨立人格者並不多。
俄羅斯作家則不然。沙皇尼古拉自可以專製，書刊檢查製度自可以殘酷。可以有流放，可以有災難，可以有貧窮，可以有寂寞，甚至可以有貴族的富貴（這才是最可怕的）……但一切“外現”都搖撼不了他們的靈魂標幹。他們不會因苦難和專製而垂頭喪氣、一蹶不振，也不會被席卷而來的時代狂潮驚得大呼小叫方寸大亂，更不會在富貴的毒蠱下忘了自己的姓氏。他們的人生坐標永遠直立，足以令他們挺直脊梁。
這雖然得益於俄羅斯的文化土壤和文學傳統，但起主導作用的還是作家的心靈。他們不是被西部農民稱為“淺碟子”的浮燥文人。他們的創作不是賣水：從生活之海中舀來一瓢後就吆喝個不停，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兜售的貨色。他們最在乎的不是別人的評價，而是自己靈魂的安詳。
他們自然有孤獨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舉世譽之，不忘乎所以；舉世毀之，不垂頭喪氣。他們的內心，是一個世界，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並存的獨立世界。內外兩個世界可以平等對話，但誰也別想粗暴地侵略誰。他們可以傲然地朝對方說：“請尊重我的主權。”
這樣的作家，才是我所心儀的真正作家。
當代中國，也確實需要或說應該誕生一批這樣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於所謂機遇。有時，所謂的機遇，可能恰恰是災難。試想，如果漢武帝劉徹垂青司馬遷並委以宰相重任，《史記》的命運又將如何？無疑，政界站起一個新貴的同時，文壇必然倒下一位大師。
文章憎命達。
曆史絕不會因為郭沫若的所謂的好機遇，就把他的位置排在蘇東坡和曹雪芹之前。問題的實質是你有沒有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