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鄉下的老戶人家裏，即便沒有特別顯赫的來曆，也會有與其相應的傳說代代流傳。縱然那些屢被視為奇特甚或滑稽的故事在外麵不至遭受奚落，卻也會作為一種頗具人氣的“笑話”被人們記憶下來……
我考上大學那年，在為早已亡故的父親所做的大概最後一場法事中發生了一件事。當時，親戚們難得地擠滿了我家宅院，有一位舅父，他的大女兒嫁給了從東京大學法學係畢業的官僚，便問道，你也考進了同一所大學，可喜可賀，不過，你讀的是什麼專業呢？我回答說是文學係。他便露出失望的神色，表示“那麼，就別指望找到正經的工作啦……”。
然而，平日裏穩重老實的母親那時卻回以這樣的話，使得隻希望將來成為法國文學研究者的我為之忐忑不安。
“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話，那就當小說家吧！”
在一片寂靜中，母親隨後的一句話卻引發大笑，化解了先前的緊張。
“說到小說材料，都塞滿在‘紅皮箱’裏。”
這“紅皮箱”正是我家奇特且滑稽的傳說。家母這番話，更是讓近親們大笑，於是就在我心裏紮下了根。當我三年後確實失去前進道路上的目標時，便嚐試著寫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刊登在《東京大學新聞》（〖注〗 1957年5月，大江健三郎將由劇本《野獸們的叫聲》改寫而成的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投稿於校報《東京大學新聞》，獲該年度的五月祭獎，從此以學生作家的身份正式開始了作家生涯。）上，於是得以作為小說家而生活下去。也就是說，這一切是在母親“笑話”的引導之下發生的。在這個故事裏，“笑話”這個詞語雖然再度以不可一笑了之的方式出現，我卻希望隻將其視為陳年舊事。
2
這幾年間，每當新年伊始，妹妹亞紗都會與內人千樫互賀新年，隻給我留下幾句口信，現在卻指名讓我接聽電話：
“媽媽去世已經十年了，今年是遺言中……由於這是媽媽讓我記錄下來的口述內容，也不知道這筆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說好要把‘紅皮箱’交給你的年頭。假如等到媽媽的忌日十二月五日那天，就會因為臨近年底而忙碌起來……夏天要去北輕井澤吧？不如今年不要去那裏而到四國的森林來，怎麼樣？來取那隻‘紅皮箱’。你沒忘記這件事吧？最近，報紙每月一次的專欄什麼的，好像很長時間完全見不到你的小說了……”
“對啊。使用‘紅皮箱’裏的材料，也許可以把‘水死（〖注〗 在日語中，水死有淹死、溺死的語義。）小說’接著寫下去。由於這個緣故，不知是母親還是你，定下了死後十年這麼個延期交付的期限。”
“那可是媽媽的意思呀！雖然那時她的眼睛不太能看得見了，懶得寫東西，可是頭腦卻很清楚。她估計自己死後，哥哥連十年也活不到。畢竟我們家有男人短命的家族遺傳……
“剛才我說年底會忙碌起來，就像我為哥哥的舊作而聯係千樫嫂子時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我要資助一些年輕人從事戲劇演出。與此相關聯，該說是商量呢，還是請求？我想與哥哥深談‘森林之家’的事。不知道哥哥是否可以一麵調查‘紅皮箱’裏的東西，同時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時間呢？也是因為得到千樫嫂子的同意，讓劇團那些年輕人使用過的緣故，屋子裏目前通風良好，其後他們也會把屋子收拾得很幹淨。”
“紅皮箱”，還有“水死小說”。接到電話那天，我雖說已是老人了，卻依然被仍存留著的小說家那種昂然所攫取！陽光高照期間，我便回到工作室兼臥室，拉上窗簾，躺臥在床鋪上。由於我早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寫小說，便有人奚落說，連像樣的社會現實體驗都沒有，這個小說家恐怕很快就要走投無路，或者圖謀像最近的年輕作家那樣來個奇異的大轉變吧。盡管如此，我並沒有退縮不前。如果時機成熟，我就去寫“水死小說”。我為此反複磨煉，借主人公“我”這第一人稱開始寫那個故事，任憑水底的水流帶著我浮起、沉下，最終，說完了故事的小說家，被猛然卷入漩渦之中……其實，我從尚未通讀一冊算是小說的小說時起，就經常夢見自己的“水死小說”中的場景。反複出現的夢境源頭，是我十歲時的少年體驗。然後，我二十歲時，從某位英國詩人的詩作中（還附有法文版）剛認識“水死”這個單詞，雖然連短篇小說都不曾試寫，那部“水死小說”卻已形同確定。
然而，實際上我從不曾開始寫作那部小說。坦率地說，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為此進行磨煉。而且，即便當時我感覺到作為年輕小說家的自己不知能否存續下去的危機感，卻在根本之處抱持樂觀態度，相信自己遲早是要寫那部“水死小說”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是在不太晚的時候著手為好，可我又以“還不到時候”為由製止了自己。倘若能夠輕易遁入“水死小說”，那麼寫作這部對於當下的自己來說很有必要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竭力超越這一切的苦楚，又有什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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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Football》（〖注〗 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開始在《群像》雜誌連載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至同年7月結束，9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作者時年32歲。），認為自己的磨煉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煉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首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裏已年逾六十的母親，並在另附的信函裏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隻“紅皮箱”，查閱續寫這部將家父置於中心的小說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並沒有直接回複，連小說的草稿也沒寄回來。無奈之餘，我斷了繼續寫下去的念頭，卻於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注〗 1971年10月，大江健三郎於《群像》雜誌發表中篇小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這部作品裏，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我本人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麵寫著：“相較於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媽媽那些冷言冷語的台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隻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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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我的家庭裏誕生了頭蓋骨缺損的長子，實際生活中的這種困境，後來卻為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新的轉折。長子阿亮在同殘疾鬥爭中成長的經曆發揮了媒介作用，千樫與四國老家恢複了交往，我也自然而然地同那種平穩的家族關係聯係在了一起。不過，關於我的“水死小說”序章和卡片以及“紅皮箱”，家母卻沒有從自己口中說出分毫（她曾對我妹妹感慨地說起自己的想法，說是“古義在峽穀裏生活的少年時期，鑽進了非常危險的地方，由於我是歪扭著把他給撥弄出來的，所以他的人格也受到了扭曲”！因此，這或許是她不想重複教育上的失誤），直至九十五歲去世時，家母一直都是如此。留下死後十年再交給我的安排後，家母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