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穴井將夫手中取過紙質信封的時候，我有一種不協調的感覺，那是因為那東西盡管體積蓬大卻是很輕。
彩色複印資料裝在三個四角形的A3信封裏，各份原件應該是在大幅和紙上加入文字和繪畫的文人作品，就連墨跡和顏料的滲透痕跡都完好地複印下來了。然而，我所期待的、可稱得上實際內容的信函卻是一件也沒有……在我的記憶裏，家父總是在那間狹小的房間裏做著與家傳行業的業務無關的事情，我曾偷偷看見他在那裏恭敬地用雙手捧持著尤其是來自高知那位先生的、作有畫和讚的大紙。
“那上麵，寫著什麼樣的事情呐？”我當時詢問家母。
“是我們都不太清楚的事吧！”家母隻是如此回答，不過那可是含有十足敬意的表述方式。其後，在我忘了曾如此詢問過的時候，她卻向我說明道：“爸爸發現《大漢和辭典》第一卷出版了，爸爸還說，諸橋先生（〖注〗諸橋轍次（1883-1982），編有《大漢和辭典》和《廣漢和辭典》等）的大作如果連後麵數卷也都完成的話，就可以說不會再有找不到的詞語了！”
我對此所說的話語，也就是：
“人們寫的文字全都出現在辭典裏了，所以就沒有新的東西呐？假如那樣的話就沒意思了！”家母把這些話傳給了家父，又來對我說：
“爸爸笑了，他說，說不定你打算自己寫出辭典裏沒有的東西……”
我所知道的是，描繪著那些畫的作品，使用的都是被內閣印刷局檢查淘汰了的“等外品”黃瑞香抄出來的紙張。即便當局默認把那些沒有通過檢查的原料抄成紙張的行為，當時在我來說，也還是挺可怕的事情。家母的反應則是一副出乎意料的模樣：
“爸爸說，雖然‘等外’是不光彩的事，可也能抄出優質紙吧……”
每當家父把那些紙張送給高知那位尊敬的先生，在用那紙繪成的畫麵上添加漢字之讚的作品，便連同依然是父親提供的、用葡蟠和雁皮抄成的紙張寫的書信一起寄來。由於信上附有寫給家母的簡短話語，當我問及那是什麼內容時，家母便用冷淡的語調回答道：
“收到了鬆茸呀香魚呀、晾幹的杜父魚，對此表示的回禮！”
我把收到的大信封暫且放置在架子上，所有封口的，都是隻有信封卻沒有信箋的複印件，我為此而感到震驚。不僅如此，每當收到書信，父親都會為回複而寫底稿，並用橡皮筋將其與對方的信封固定在一起（母親一直誇獎著這個習慣），這些東西現在也沒有了。總之，我把椅子搬到架子前麵，一頁一頁地連續閱讀複印出來的資料。在充滿峽穀的光亮尚未減弱之前，雖然不能說心情甚至壞到了鬱悶的地步，可是上午剛開始作業時抖擻起來的精神，卻是不見蹤影了。
2
太陽下山了，說實在的，我已完全陷入鬱悶之中。就在這時，亞紗送來了晚飯。她從我的表情中覺察到所發生的事，看著我一聲不響地用筷子夾送著擺放在麵前的菜肴。在這期間，並不是為了表示某種憐憫，她用中立的說話方式開口說道：
“在眼睛還能看得見的期間，媽媽是那種隔上幾年就要整理一次的人。每當這種時候，媽媽總像掛念著什麼似的仔細整理。在看著媽媽如此這般的過程中，有時我就在想，難道書信全部消失殆盡、就隻留下了信封嗎？……”
“如果像你說的那樣，媽媽如此花費時間整理，而且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傍晚，我也在考慮著一個問題，而且這可不是發牢騷啊。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切全是她的東西，比如說曾讓舊美術品店和舊書店給看過，都是些沒什麼價值的東西。很長時期以來，隻有我執意想要好好地看看內裏之物，僅此而已。而且，那個執意就是：爸爸遺留下來的、媽媽一直存放在‘紅皮箱’中的重要書信以及爸爸的日記（如果有的話）之類，與我的想象之物有所關聯，可以具體告訴我……或許我還可以將其與所謂‘現代史資料’對照起來。隻是這麼一個夢想而已。”
“難道哥哥沒有想過，實際上，能夠與哥哥的想象聯接的線路並不存在，即使作為媽媽，也沒有把徒勞無益的勞役強加給哥哥。即使最後……在各種各樣的信封上，寫有媽媽也很眷戀的名字，因此才留存在‘紅皮箱’裏……”
“在我看來，能夠聯接自己長年以來那個夢想的線路，就像你說的那樣，一條也沒有。我對此已經想通了。毋寧說，自己永遠無法停止對於父親的想象這件事本身讓我感到不可思議。在爸爸活著期間，而且在‘水死小說’開首部分的事件發生之後（其實我也曾懷疑過，那個深夜裏的事件本身該不是自我想象的產物吧？），即便這樣，我依然做了各種各樣的想象。不僅如此，我還寫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媽媽所做的，就是指出那些想象全然沒有任何根據並摧毀掉那一切。讓已然到了這個年歲的我認知這一切的（由於我沒有反證的線索），用裁判的話語來說，則是那個人的全麵勝利。”
“依我來說，哥哥此前無論如何也沒能覺悟到這一點，真是不可思議。在媽媽去世後的這十年間，莫如說，我擔心可能會做下對哥哥不好的事，就一直沒打開‘紅皮箱’。即使這樣，在媽媽還活著的時候，我也曾隱隱約約地看過幾眼。因為，媽媽時常像是突然想起來似的取出箱裏的東西之際，我總是在那旁邊。不久之後，我被告知媽媽在早已不用的爐灶裏把那些東西給燒掉了。關於內容，倒不是這呀那呀地告訴我，而是一看到我哪怕露出少許介意的神情，媽媽就會說，我看那也是多餘之物吧。媽媽花費人生中漫長的後半輩子一直在做著的事，我認為應該是正確的。媽媽是在獨自一人長期持續思考，而不是衝動之下進行決斷，她每隔一段時間，就燒毀少許……“在此之前的、哥哥小說中的爸爸，都被怪誕地誇張……或是滑稽，或是悲慘，有時也被裝扮成看似英雄的人物……搖擺得都很厲害。也就是說，哥哥沒有把握。我覺得，媽媽對此的反應是打碎了哥哥的幻想，卻認為那對爸爸是公平的。哥哥曾表示‘由於厭惡那個人’，媽媽則回以‘我卻不在那種層麵上看問題，隻是覺得要對死去的人公平而已，不就是這樣嗎？’你還記得這個反問吧？
“媽媽活著期間，就在抗議哥哥寫的東西，她大概擔心自己去世以後，哥哥會被卷入爸爸那些有點兒可疑的朋友的書信……那時，能夠抗議的第三者也不會有了，因而想要防止哥哥誇張地表現爸爸，媽媽隻是在這樣思考吧。
“莫如說，我呀，現在看到哥哥失魂落魄的模樣……我覺得很可憐呀……然而我再次意識到，媽媽做了正確的事。媽媽死後那擱置十年的冷卻期間，也是為了讓哥哥有個冷處理的時間……即便意氣消沉，在哥哥這個年齡上，所謂意氣消沉就是老人的冷靜呀……那可不是一種不好的感覺。
“除了交給髫發子她們的那部分‘水死小說’草稿，我還讀了卡片那樣的東西，上麵寫有看見老倉屋裏的年輕軍官們的宴會啦，更年輕的士兵劃著舢板在教哥哥掌舵啦等描述。而且，發大水那天夜晚的事情被彙集起來寫在一起，不過對於哥哥來說，除此以外的情況就沒能留存在記憶裏了吧。大體上寫得比較真實的、爸爸乘坐的舢板在洪水中被衝泄而下的情景，與古義哥哥那種風格的想象也重疊起來，比較有意思，隻是沒有真實感。媽媽認為那種毫無根據的展現大概會讓人感到厭煩。
“實際上，我也讚同媽媽根據自己的意願整理‘紅皮箱’。不過，我不認為媽媽下定決心要徹底毀掉哥哥的‘水死小說’計劃。如果是那樣的話，就算建起堤防之後也還發了幾次大水的期間，她隻要吩咐我把‘紅皮箱’扔進河裏不就行了嗎？
“我呀……說幾句感傷的話吧，我覺得媽媽一直愛著哥哥，她認可哥哥遲早完成一直掛念著的‘水死小說’之事是哥哥的自由。隻是她意識到，哥哥自己對於爸爸所抱有的想法是錯誤的，而且還必須要寫出來。那不就是因為媽媽……恐怕與她愛著哥哥一樣……在愛著可憐的爸爸嗎？媽媽認為爸爸人生中最糊塗的事，就是被那位先生的書信給弄得不正常了，就是受其影響，在戰爭臨近結束之際，想要與那些軍官幹點兒什麼的往事。因此，如果存在那些能夠成為證據的東西的話，就要一件不留地全部銷毀，對於媽媽來說，這種考慮也是理所當然的吧？因此，每當打開‘紅皮箱’時就想扔掉充滿那種號召的書信，這同樣是理所當然的吧？開展實際行動的號召，與其說直接來自爸爸的那位先生，莫如說也是從先生在各地的崇拜者那裏得到的。媽媽在很長時期內不斷燒毀那些書信，是因為她覺得爸爸可憐吧。唯有那些書信的信封不是留下來很多嗎？我在晾曬書籍和信函時，也讀了其中一個內容，寫著‘大兄在森林裏的師團的’等字樣、含有戲弄意味的內容。就算那種計劃是事實，可真正相信了那個計劃的，也許隻有父親一人，所以那個計劃遺留下的，不也就隻有一個人的水死之體嗎？
“哥哥在小說裏描述那樣的計劃，究竟有什麼意思？媽媽這樣推想，不也很正常嗎？盡管如此，即使隻剩下了信封，媽媽也沒有扔掉。於是，我懷著遵循媽媽遺誌的想法，一直守護著‘紅皮箱’。”
“是啊，就像你最先說的那樣，我對爸爸一直抱有幻想。
“另一方麵，媽媽期待著，期待我把與這種幻想所不同的、並不太愚蠢的爸爸寫入小說裏的那一天將會到來……你能說出這些來，在我來說，又是一種新的震撼啊。總之，是新的信息。”
“說是哥哥發表《萬延元年的Football》（〖注〗1967年1月，大江健三郎開始在《群像》雜誌連載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Football》，至當年7月結束。同年9月，由講談社出版同名長篇小說單行本）三年之後，從那時起就一直在寫著的‘水死小說’的、截至當時已經完成並謄寫出來的部分，連同卡片一同寄過來時，媽媽要求正在京都的我‘回來讀那些東西’，這是‘因為自己不太明白’……“如果說起哥哥為什麼要讓媽媽看那種正在寫作之中的小說，那是因為希望媽媽同意你查看她手中的‘紅皮箱’，那裏麵存有把小說繼續寫下去所需要的資料。我告訴媽媽最好拒絕這個要求，媽媽隨即表示，其實她自己也讀了那份材料，與我的意見相同。然後，我就在回信中寫了媽媽和我的一致想法。古義哥哥很快就坦率地接受了這一切，讓我很吃驚，說是撤回自己有關‘紅皮箱’的希望，寄來的草稿不妨燒掉。當時，媽媽高興地說：怎麼能做那種過分的事！我想放到‘紅皮箱’裏去，這可是時隔二十年的新內容！媽媽之所以會那麼高興，是阿亮雖然處於困難之中，卻仍然創作出題為‘森林裏的奇異’的音樂，在等待將其錄了音的錄音帶送達這裏之前，媽媽再也不考慮其他，就是這麼一回事。
“然而，就在將到未到一年之際，哥哥卻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我代替受到打擊的媽媽剛表示抗議，哥哥就說道：無論誰讀了，都會明白這是虛構的作品。就像你也知道的那樣，我並未參考‘紅皮箱’裏的資料。作為小說的那種內容，我曾在書信裏表示過，你們應該明白。我把爸爸作了諷刺畫式處理，對我自己的批評也以誇張手法寫得很嚴厲。媽媽那冷靜的批判緊接其後，明顯是作為精神正常之人的聲音而寫出來的。在整部作品中，我倒是表現了自我批評。就連這些都要否定嗎？難道這不是在侵害創作自由嗎？我和媽媽都感覺到，自以為成了東京人的那個小說家，已經不同於我們曾稱之為古義的那個人了。於是，就出現了那麼長時間的斷絕關係。於是，在那期間，媽媽一直為之而苦惱。”
剛一沉默下來，妹妹便開始流淌眼淚。她用力閉上雙唇，已成黑紅色的臉（那也是我媽媽的習慣，沒用手掌遮住流淌著淚水的臉），如同當地上了年歲的婦女之原型就在其中一般，顯露出簡單化了的憤怒表情。
“時隔四十年後歸還的這部分古義哥哥的‘水死小說’，是以講述‘很長時期以來，自己一直在做著這個夢’而開始的吧？然後你接著寫道：至於那是把現實經曆過的往事作為夢境之源，還是實際上先在夢境裏見過，再將其認定為現實、重又在夢境中見到的呢，現在已經弄不清楚了。‘哥哥你裝什麼糊塗呢？’在返回的夜間列車上讀著那段話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這難道不就是實際發生過的事情嗎？我被哥哥領去後間（〖注〗正房後麵的和式房間）看父親，還觸摸過躺在被褥上的爸爸那濕漉漉的發束！
“我由此推測，哥哥為何這麼執著於‘水死小說’？盡管這樣，仍然表示不清楚那是現實還是夢境，該不是因為爸爸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順流而下並死去時，自己雖然也被吩咐跟隨前去掌舵卻是慢吞吞的，由於爸爸是那種急性子的人，就獨自一人劃了出去，因而哥哥在為此而煩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