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的成都，已漸漸的不安定起來。
所謂不安定，並不是市麵上怎樣的驚惶，怎樣的無秩序。你從表麵看去，是看不出一點與平日有什麼不同的現象。全城的公館住戶，還不是那樣開著大門，寂寂靜靜，看門老頭子很蕭然的躺坐在他們的高腳椅上？倘然門是大開著，轎廳上全擺著轎子，門口簇擁著轎夫，則你直覺的就明白其中必有什麼歡樂的宴會了。商店哩，依然天明就開張了，夥計先生們還不是那樣不言不語的，石像般坐在櫃台裏，或是手上做著什麼，或是呆相著街上行人，還不是那樣麵目和善，態度雍容，十足表現出安分守己的樣子？全城作手工業的，還不是那樣從天色剛明，一碗早茶之後，就兩手不停的一直作到打二更，除了吃飯、喝茶、抽煙、大小便外，向不休息，向不十分說話的？所以一般工作愈久，歲數愈大的人們，不但腦經逐漸變了僵石，就是說話的機器也逐漸遲鈍，有時運用起來，好像經年不啟的鐵門似的，生了鏽了，開闔之間，好生不方便，並且文法也簡單，字彙又少，句與句之間，總不免留出很大的間隙，這不得已隻好拿性罵來補充，用動作來補充。這般人更其安靜，就是工餘自勞，也隻靠著雜貨鋪或小酒店的櫃台，要幾個錢的燒酒，或是一塊鹽水豆腐幹，或是一堆炒胡豆，悄悄密密喝到臉紅，便躺上床去，伸腳一覺，管你世界上出了什麼，老是那樣不聞不問的。在各條街上叫賣的小販們，則各有各的鏗鏘聲韻，尤其是賣鮮花的，因為要庭院深深裏的人們都聽得見的原故，他不能不要引吭高歌，那婉轉的聲音，是我們重形字描寫不出的，這般小販們，也和平時一樣，不但來往的時間沒有很大差錯，就是聲音裏麵你也絲毫聽不出什麼不安的調子來。穿製服的警察，依然極有精神極整齊的站在崗位上，手上仍隻那一根木棍。官人們，半紳半官的人們，也依然意氣揚揚的擺著狗烤火的式子，坐在三人抬，或五人抽換著抬的拱竿大轎中，任憑腰硬腿軟的精壯轎夫們，赤腳打在石板上，又細碎，又整齊的飛跑過去，飛跑過來。學生們也安安靜靜的；依然穿著藍洋布長衫，墨青布長袖馬褂，戴著平頂硬邊草帽，登著絨靴，昂昂藏藏的在人叢中走，從他們的臉上，也看不出有什麼令其關心的樣子。各處大小酒館，大至如一品香，小至如錦江橋的廣興隆，還不是那樣食客滿堂，隻聽見猜拳賭酒，以及堂倌們報來算帳的聲音。並且除了國忌外，可園的川戲，大觀園的陝戲，悅來茶園的京戲，以及一年以來新興的十幾家因陋就簡的燈影戲園，傀儡戲園，以及幾家茶鋪裏特設的成都所獨有的洋琴清唱，還不是那樣從午至夜的絲管沸天，做弄出錦城的繁華來。
從表麵上看，豈不逐處都還是太平景象，逐處都還是二百五十餘年以來，從未聽過兵器聲的太平景象嗎？但是你們隻須走進茶鋪去，便立刻感覺到人們的內心，實在不似平日，實在已漸漸動搖，近之頗有點庚子年鬧八國聯軍，辛醜年鬧紅燈教時的光景。然而也大有不同處。在庚子年時，成都留心時務的人，除了在院門口買木印的《京報》，看一些殘缺不具的上諭與奏疏外，便隻有從私人的信函中得一點街談巷議的消息。並且北京與成都相距如此的遠，事情的變動，不能直接影響於一般人的生活，所以關懷國事的，隻是一小部份人，即這一小部份人，也隻具著一種隔岸觀火的心理，在那裏議論那拉氏之愚，而甚快其著外國人的鞭撻。自丁未年以後，便大大不同了，成都已有了石印的日報，不過難得有一種繼續出上三個月的，其原因自由其篇幅太小，內容太貧乏，不但抓不到定閱的人，就送給人，也沒有人看。後來郵政開辦了，上海的報紙，不到兩個月就可寄達成都，學堂是得風氣之先的，便有一些學堂，設起閱報室來。其時頂風行的是《神州日報》，是由《民籲》《民呼》化身而來的《民立報》。於是有一小部份的人，對於國家大事，社會瑣聞，漸漸生了興趣，也漸漸懂得了些辦報的方法，以及采訪新聞的手段。所以到辛亥這一年，《成都日報》用鉛字印，而居然長久出版的，竟有了幾家。一是官辦的官報書局出版的《成都日報》，著重的是上諭，轅門抄，也有一點無關緊要的社會消息。一是商會出錢辦的《商會公報》，每天都有一篇恭頌憲政，或是無關大計的論文，商場新聞並不很多，但是有了各縣的每條不過二十字的通信。而較有生氣，常常有著抨擊政府的論文的，隻有私人集貲辦的《西顧報》，以及鐵路事起，應運而生，極富諷刺性的《啟智畫報》。就大體上說，那時報上的記事，雖不免太幼稚點，但是有些地方也受了《民立報》的影響，頗能夾敘夾論，無形中給人一些煽動。一自四月下旬以後，鐵路問題發生，紳士們首先發了言，報紙上也跟著說了些向不敢說的硬話。更因為在辛亥春天花會，——即是以往南門外青羊宮的神會農會，周孝懷任警察總辦時，提倡改辦的勸業會，後來因年年賣花的占了主要部份，而春天又是百花盛開之際，遊人中愛花的居多數，大家遂不知不覺改稱了花會。——出了一件小事，到此，更給辦報的人增了不少膽氣。事的原委，是因為那時巡警道道台周肇祥，本是一個因案罣誤，開去道職的胡塗蛋。不知以何姻緣，竟得了前任四川總督趙爾巽的寵愛，把他調到四川，奏保開複。及至前任巡警道賀綸揆升任去後，便補了這個缺。大概他太得意了一點罷，一般紳士對他都不甚滿意，但又把他沒計奈何。恰逢這年二月那天，是清朝一個什麼皇帝的忌辰，他忘記了，竟在花會下的聚豐園大請其客，著一個報館曉得了，遂借這機會，痛痛快快批評他一頓。以一個蟣虱般的報紙，而攻擊到巡警道，這在周肇祥看來，真無異於謀反叛逆了；幸而是預備立憲時代，又是廢止刑詢的運動時代，才開恩舍了抓人，僅僅把報館封了。偏偏這個辦報的人，又是一個不怕事的，所謂劣紳，便在聚豐園將他親筆點菜的單子，查了出來，印成一張傳單。到處一分送，證明所報不虛。諮議局一些議員，借此就大肆指摘官場的腐敗專製，行文總督，要他澈查奏參，治以大不敬之罪。趙爾巽當然置諸不理，周肇祥不但不理，並逢人便罵諮議局議員“一般狗王八蛋的東西，仗誰給他們撐腰子，敢這們侮慢我？好罷！總有一天，他們的腦袋子要著我砍掉的！”不幸趙爾巽調授東三省總督，升授四川邊務大臣趙爾豐為四川總督，在趙爾豐蒞任以前，著四川藩司新任四川邊務大臣王人文暫行護理。於是諮議局趁這檔口，又舊事重提。王人文久已不滿周肇祥的恃寵專橫，便老老實實行文署理藩司尹良澈查。於是周肇祥也膽怯了，趕快請與四川紳士們向有來往的署理提法使司——即以前的陳臬——周孝懷出來，向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倫、蕭湘等說好話，甘願請客賠禮，隻求不要打破他的飯碗，除脫他的前程。可是蒲、張等不答應，非叫他滾蛋不可。到這時，形勢更不妙了，他隻好自請開缺，借著調查警政，一趟子仍跑往東三省去投靠他的愛主趙爾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