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人，都是願意向高處走的。蘇東坡“高處不勝寒”，是說到了高處怕不能適應，這是一種憂慮。龔自珍這句詩原有下句“知隔朱扃幾萬重”，表麵上退後了一步，害怕高處不是那麼容易登臨的，實際上是更進一步，內心熱度更高也更強烈。隻有登攀前的感情積累“足夠了”，登臨之後才可能居高臨下盡情俯瞰。懷舊與遠看
人，每當年紀老了，就容易懷舊。但這是在“一般”和“淺層次上”的事情。限於每個人的精力和活動的範疇，確實是一旦老之將至，就喜歡懷舊了。讓我們品味一下——懷舊，首先是有“舊”可懷；但懷舊並不等於遠看，至少，它隻屬於淺近意義上的遠看。真正和嚴格意義上的遠看，應該是曆史和美學（甚至是哲學）上的，不帶有絲毫的感情成分。有一就是一，有幾就是幾，硬邦邦，冷冰冰。貌似無情，實際上最有情。
蕭乾老人晚年（七八十歲）時，還喜歡讓年輕人攙扶著走入足球場的看台。他並不很懂並愛“足球藝術”，也不祈望中國足球能衝出亞洲。別的球迷一進看台就眼望球場，蕭一上看台就眼望球迷。盡管球迷各式各樣，但最大特點就是狂熱，絕沒有如同“入定”如同老僧般的球迷。蕭所看所取的，就是這種青春的激情，他要借此燃燒自己的青春。蕭老，是中國文化老人當中的一個特例——他還是盡一切可能去“近看”。他相信隻有“近看”了，才能重新點燃創作的激情。
更多的人（其中就包括蕭的好朋友冰心和夏衍），則持久進行“遠看”。他們也看足球，但是在電視中看——不是現在的甲A或甲B，則更多是歐美等世界強隊“自己間的比賽”。他們沒有更多的“地方主義”或“本國主義”，反正都是外國人，誰踢得好就給誰鼓掌。他們關注的是足球本身，是站在近百年（至少也是三五十年）足球發展的背景上品察的。他們都曾飽經滄桑，從年輕到年老一樣愛國，但表達年輕時和表達晚年的“愛國方式”卻不一樣。年輕時一見危亡就怒火中燒，容易衝動和激憤；晚年時，人世滄桑見多了，知道直路走不通時就不妨曲折一番，甚至從“曲中見直”可能更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他們的人生經曆，決定了觀察事物的方法——我們不能說冰心和夏衍無情吧？
早幾年的我，是衷心崇拜蕭乾做法的。但到了近年，才驀然懂得了冰心和夏衍。其實蕭乾也有相反的另一麵，他對於相聲和音樂，也是反複傾聽其傳統段子，也是在規律的上邊尋找新的規律。這就是說，近看和遠看可以相輔相成，但近看總在前邊些，最後達到終極狀態的，則毫無疑義的是遠看。
我曾經一再近看，但得到的僅是短期目標中的“成果”。當時也曾為之興奮，但時過境遷，“成果”很快就一錢不值了。中年往後，人趨向成熟，更讓人成熟的是“文革”，是“文革”帶來的痛苦和憤怒。找不到人生方位時痛苦，找到了人生方位依然痛苦——為實現人生目標遇到的阻礙而痛苦。這樣講或許還顯得“空”，不妨把話題再行縮小——當年看過好戲曾興奮，以後看不到好戲就痛苦；等自己進入梨園並為了生產好戲去努力，一度發現努力轉化為成績便興奮，但發現自己和更多人的努力無效便迷茫，等從迷茫中掙紮出來，發現無效可能屬於曆史規律時，又怎能不感到錐心般的痛苦呢？
人生充滿了動靜。有動方能有靜。總是年輕時動得多也動得猛，老年動不了時才安靜——最初安靜是被迫的和無功的，慢慢習以為常了才能“靜”出習慣和成效。
每個單獨的個人，從生到死，都有這個發展的過程。每個民族，從幼稚到成熟，也一樣有這個過程。等到了慣於“遠看”之際，再加上點類如蕭乾那樣的“近看”，我以為就圓滿了。京劇還能“遠看”到什麼呢
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集中研究的是梅蘭芳，是有關梅的方方麵麵。如今“遠看”，又能瞧見些什麼呢？
我要尋找的是規律和軌跡。要的是大的線條，大的塊麵和大的段落。
如果承認“京劇還是一門古典藝術”的話（這一定要先肯定下來，否則就沒有討論的前提了），那麼，梅蘭芳（以及關於他的文化現象）就位於整個京劇行進軌跡的中區。如果給他的藝術定位，就不妨叫做“中古”。“中古”是古典這一極端的絕佳位置。對比之下，“遠古”太遠，“近古”太近，性質都顯得模糊，不如“中古”那樣性質鮮明，一眼就可以把握清楚。
如果確認梅是“中古”，“遠古”又是誰呢？從道理上說，隻能是“梅蘭芳以遠”。“以遠”這個詞，從前在購買火車票時經常看到。比如您想從北京乘車到南京，可是眼前有一列從北京去福州的車，它限售“上海以遠”，這樣您就買不到票子了。京劇審美也是一樣，您想研究京劇的源頭，可光知道“樣板戲”，連梅蘭芳都沒聽（至少是“接觸”）過，那最好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