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02[德國]特奧多爾·蒙森(1817—1903)(1)(1 / 3)

《羅馬史》與《羅馬風雲》

王建

當我們放下手中厚厚的一遝譯稿,那遠隔千年的羅馬風雲似乎就在眼前,而本書的著者,著名的德國曆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卻漸漸地變得模糊。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行列中少有的曆史學家,蒙森無論在曆史學界還是文學界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在羅馬史研究領域,這一研究被明確地劃分成蒙森以前與蒙森以後兩個時期,看來我們不應懷疑,站在我們麵前的是一位劃時代的學術巨擘。可是當我們讀到他的遺囑時卻不由得產生另一個印象。蒙森在遺囑中禁止他的家眷發表關於他的生平傳記,也不許為此提供書信與文獻,至多隻許將這些材料交由某公共機構保管,三十年之內不得對外公開。他自認為在一生中雖然取得了一係列表麵的成就,但是並未達到應有的目標,隻是外來的偶然使他躋身於曆史學家與語文學家的行列,其實無論是他的天賦和受過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負此盛名,他始終覺得自己名不副實,事業未有所成,這種痛苦在他的一生裏自始至終伴隨著他。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不禁使人感到迷惑。僅僅以謙虛作為解釋顯然是不夠的,它迫使人們提出問題:蒙森究竟是不是一位開一代學術之先的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羅馬史》究竟占有什麼樣的地位?這兩種評價究竟孰是孰非?

讀過蒙森的傳記可以發現,蒙森終其一生埋頭於古羅馬研究,其研究幾乎涉及古羅馬的各個領域,在古羅馬法律學、銘文學、錢幣學、編年學以及古羅馬通史方麵他都有極深的造詣。追溯蒙森的古羅馬研究,可以一直溯及他在基爾大學攻讀法律之際。在這一時期裏,他不僅萌發了研究古羅馬的興趣,而且還初步奠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基礎。按照他後來的觀點,研究曆史並不需要曆史知識與方法的培訓,而隻需掌握兩門知識——法律學與語文學,除此之外就要看研究者本人是否得到克裏奧這位曆史女神的垂青,沒有天賦的曆史學家根本無權躋身於科學家之列,至多不過是一個匠人而已。蒙森本人正是在這兩門知識的引導下,輔以實地考察和材料積累,逐漸步入了古羅馬研究的殿堂,至於克裏奧女神是否對他有所眷顧則正是在此要探討的問題。縱觀蒙森一生的諸多著述,暫且不計諸如《那不勒斯王國銘文集》(1852),《下意大利方言》(1850)和《羅馬幣製史》(1860)等大量的研究性專著,僅對羅馬史研究產生根本性影響的巨著便已巍巍可觀。《拉丁銘文集成》以搜集所有的古代拉丁銘文並加以整理為宗旨,由普魯士科學院組織實施,自1853年開始就委托蒙森負責這一工作。他不僅負責組織,而且親自參與了大量的編寫工作,直到1903年去世。這部《拉丁銘文集成》自1863年起開始陸續出版,它為後來的古羅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羅馬國家法》(1871—1888) 一書是蒙森從法律角度透析曆史的代表作,某些評論家甚至將它的地位置於《羅馬史》之上。最後一部力作是《羅馬刑法》(1899),這時蒙森已是82歲的高齡。或許應該感謝命運的眷顧,讓這位曆史學家得享高壽,從而能夠將他的研究成果全部奉獻給大眾,但是情形並非完全如此,至少表麵上看來尚有一絲遺憾,這就是尚未提及的《羅馬史》。蒙森的這部代表作無論在外表和內容上都表現出未完成的痕跡,1854年至1856年陸續發表的第一卷至第三卷描寫了自羅馬建城至愷撒獨裁的曆史,1886年的第五卷則以羅馬帝國統治下的諸行省狀況作為描述對象,告缺的第四卷應該展現羅馬帝國時期的曆史,但由於後文中將談及的原因遲遲未曾動筆,最終成為一個“曆史(學)的遺憾”。

若將目光投向《羅馬史》的創作過程就會發現,蒙森動筆創作《羅馬史》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可以看做是一次偶然的外來機遇。在一封致古斯塔夫·弗萊塔格的信中蒙森描述了這一過程。在蒙森到萊比錫大學擔任教授之後,他曾為公眾作過一個關於格拉古斯變革的報告,與他熟識的魏德曼出版社老板K.萊默爾和希澤爾因此而受到啟發,於是委托他撰寫一部羅馬史,作為他們正擬出版的希臘史的姐妹篇。這時的蒙森無論是作為作家抑或學者都還毫無名氣,更不必說作為曆史學家,當時他的專業不是曆史學,而是法律學,因此這裏首先應歸功於出版商的慧眼與努力,使得後世能夠有幸讀到這部皇皇巨作。在開始時連蒙森自己也感到踟躕不定,他擔心自己不能勝任,甚至曾建議出版商另覓一位更為合適的人選。但是當他一提起筆,創作的激情就攫住了他,在短短數年的時間內這部裏程碑式的著作便出現於讀者麵前,而且從全部出齊到他去世都未曾做過重大修改,正如他所稱也不必做重大修改。蒙森創作《羅馬史》得益於他早年對這一領域的興趣與鑽研,得益於他在意大利的實地考察,但是這一切隻是奠定了創作的基礎,在創作過程中他做了大量的進一步的查證與研究工作。《羅馬史》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一樣隻是“描寫,而不是研究”,從蒙森在創作期間的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出,這是一件難以言述的緊張艱苦的任務。搜集、查證、研究、撰寫、謄抄、校對,並在第三卷付印之前對第一卷進行了全麵修改,這一切都是在六年中完成的,與此同時他還進行著一係列專門研究,發表了大量的著述。在創作過程中,這項工作有時甚至使他感到是一種累贅,但是當讀者讀到這部巨著時,卻如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所說,全書“絲毫看不出任何工作的艱辛”,它充滿了令人驚歎的新鮮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