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鍾》明顯地流露了豪普特曼這一時期的內心矛盾和痛苦：他渴望將全部身心投入藝術創作，獲得藝術的自由，但又無法擺脫個人生活糾紛的困擾和對德國現狀的憂慮；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逃避現實的矛盾和衝突，但藝術家的責任感又召喚他投身於爭取民主、維護人的生存權利和尊嚴的鬥爭，用他的筆表現那個時代的暗淡和人民的苦難。
豪普特曼這一時期的劇作在藝術上有以下特點：首先，所有作品都取材於宗教傳說、童話和民間神話，因而帶有濃重的神秘和夢幻色彩。劇中充滿奇特的想象和神妙的意境，人間、天國和地府的景象相互交織，變幻不定，天使、上帝、妖魔、鬼怪頻繁出現。這一切組成一幅幅光怪陸離、絢麗多彩的畫麵，使作品具有一種獨特的藝術情調。
其次，作者比較注重結構的完整和表現形式的完美。這些劇作大多以詩體寫成，在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的水準。豪普特曼的前期作品，如《織工們》和《海狸皮大衣》，常常由於結構的不完整和藝術上的粗糙，受到批評家的非難，但這一時期的戲劇則恰恰相反，雖然思想內容遭到尖銳的批評，在藝術形式和技巧上卻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此外，這些戲劇一反豪普特曼過去喜歡使用方言的習慣（他的早期作品使用的都是西裏西亞和柏林等地的方言），均用規範的德語寫成。
三
1906年後，豪普特曼開始擺脫新浪漫主義文學潮流的影響，由家庭糾紛和宗教信仰引起的沮喪、消沉的情緒也基本得到克服。從1907年直到他逝世，他一共寫了十八部戲劇、三部小說和一些詩歌、散文。他這一時期的劇作有的以曆史事件和人物為題材，有的根據《荷馬史詩》和莎士比亞、歌德的某些作品的主題創作而成，也有的緊密結合德國現實，描寫和揭露社會的矛盾與弊病。然而，這些作品大部分未能產生廣泛的影響，隻有《群鼠》(1911)、《奧德修斯之弓》(1914)和《日落之前》(1932)取得了較大成功。某些批評家把豪普特曼後期創作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群鼠》和《日落之前》劃入現實主義範疇，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群鼠》是豪普特曼影響最大、最為出色的戲劇，也是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作品。它兩次被搬上銀幕，並各有三次被改編成廣播劇和電視劇，在國內外廣為流傳。通過發生在柏林一幢破舊公寓裏的一場悲劇，這部戲劇真實地反映了本世紀初德國社會的狀況，描寫了下層人民的悲慘處境。劇中的主人公約恩太太，丈夫長年在遙遠的漢堡當泥瓦匠，她本人也為了生活替人打掃衛生。在貧困和孤獨中，她拿出僅有的一點積蓄，“買下”了當女傭的波蘭姑娘鮑麗娜剛剛出世的私生子，希望能給她的生活增添一點樂趣。然而，強烈的母愛使鮑麗娜無法割舍自己的親生兒子。當她試圖要回孩子時，約恩太太指使自己的弟弟殺死了
她。事情終於敗露，約恩太太在絕望中被迫跳樓自殺。
《群鼠》1911年初在柏林首演後，並未引起公眾的特別注意，當年僅演出三十二場。然而，德國社會的發展很快證明了它的巨大現實意義。次年，它就在戲劇界和觀眾中產生了強烈反響，成為一些大劇院的保留劇目，並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國外上演，為作者贏得了國際性聲譽。1913年，德國當時最重要的劇評雜誌《戲劇舞台》的創始人弗利德裏希·雅各布森在一篇評論中寫道：“我們最初為什麼沒有注意到《群鼠》？今天活著的人，除了豪普特曼，還有誰能以這樣銳利的目光、這樣的心、這樣的勇氣寫出這樣深刻的作品？老鼠的牙齒已經把德國這幢大廈的基礎啃空了，而我們直到今天才理解，他所描繪的情景並非出自臆想，而是來自他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的深刻認識。”
的確，在這部劇作中，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極大的勇氣對病入膏肓的德意誌帝國的狀況作了無情的診斷，揭示了它的腐朽本質。這個貌似強大的中歐帝國已經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對外，與歐洲各大國的關係急劇惡化，第一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在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反對專製、爭取民主的鬥爭和工人運動此起彼伏。這樣一個社會的基礎早已腐爛、動搖了。作者通過劇中人泥瓦匠約恩之口指出：“這兒的一切都已經腐爛，一切都被蛀蟲蛀空，被老鼠啃光了！一切都在搖晃，每時每刻都可能徹底倒塌！”劇中，豪普特曼抨擊了德國軍國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政策，並通過哈森羅伊特這個形象尖銳地諷刺了為這種政策辯護的陳詞濫調。這個俾斯麥的忠實崇拜者聲稱，“誰不擁護俾斯麥，誰就沒有一顆德意誌人的心”，指責反對德國內外政策的人“正在毀掉新近才統一起來的偉大的德意誌帝國”，“騙走了我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成果”。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泥瓦匠約恩的駁斥：“所有的工人都不喜歡俾斯麥！”“誰也不願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線當炮灰。”這些話反映了德國人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