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昌濰大平原深處，距高密城大約20公裏的偏西南方向的店子河畔，有一個不到百戶人家的小村莊，這就是我的故鄉，古稱“黃龍官莊”，今稱“新民官莊”，民間又有“黃天官莊”之稱。小村雖地處偏僻，貧窮落後，然民風淳厚，崇文尚教，惠澤所及，自1977年恢複高考至今，考取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及出國留學者已有20多位了。本書《不屈的紅高粱》的作者楊福迅就是其中之一。他於1986年考入上海華東政法大學，畢業後曾長期在故鄉高密法院工作，後又在職攻讀了煙台大學的法學碩士，現為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高級法官。他的一位妹妹，亦於1989年考入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並取得了碩士學位。
令小村引以為自豪的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出了兩名本科大學生，一位畢業於山大曆史係，一位畢業於山師中文係。另有數位高中、初中畢業生，因時勢變故或其他原因，未能得到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但他們不甘沉淪，回鄉之後，經常聚在一起，談詩論文、組織村裏的業餘文藝活動，使我們的小村常年沉浸在濃鬱的文化氛圍中。這群鄉村秀才中的領袖人物，是我本家的一位爺爺，名字叫楊文初。畢業於青島二十三中的文初爺，回鄉不久，就在《大眾日報》上發表了詩歌，後來又不斷有作品發表，是當時全縣頗有名氣的業餘作家，常被縣文化館借調協助工作。
文初爺就是楊福迅（按家族輩分我應稱“小叔”）的父親。文初爺為兒子起的名字用了“迅”字，我猜想即是源於其文學情結，其中隱含著對文學大師魯迅的崇敬之意，也寄寓著對下一代能夠以文成才的殷切期望。自幼就耳濡目染得以文學熏陶的福迅，果然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在《現實與理想》一文中，這樣講述過因受父親影響而迷戀上文學的經曆：“從我記事的時候起，家裏人來人往特別熱鬧。來的人大都帶著厚厚的一遝寫滿字的紙，恭恭敬敬地給父親看。父親看完之後，時而侃侃而談，時而從箱子裏翻出本書，在上麵指點著什麼，來人總是很感激地聽著。當時我很納悶兒，不知道這些人來幹什麼。同時對父親又有一種莫名的崇拜，感覺很有些高深莫測。”“上學後，我才明白，來的人都是四鄉八村的文學愛好者。因為父親在縣文化館上班，又在報刊上發表過幾篇文章，所以小有名氣。因了這個緣故，還沒識字，我便對家裏的一本本書產生了濃厚興趣，包括《人民文學》《收獲》《詩刊》《劇本》《電影文學劇本》等，還有很多的小說、詩歌集子，甚至還有豎排、繁體字的線裝書。所以我的作文從小學到高中甚至大學，都經常被老師當範文在班上讀。有時也想自己的未來，心底朦朦朧朧就有了一個文學夢。”顯然，正是童年就有的這個文學夢，一直在激勵著他，雖然大學念的是法學，畢業後做了法官，仍對文學鍾情有加，常在繁忙的工作之餘，焚膏繼晷，博覽群書，潛心寫作。這本《不屈的紅高粱》，已是他的第二部自選集了。
收入這部文集的多篇文章，文筆靈動，自由活潑，取材廣泛，體式不拘，有詩歌，有散文，有時論，有文評；有懷親念舊，有對童年鄉村生活的回憶，有對自己多年法官曆程的記錄，有對犯罪案件的分析，有遊曆山川名勝時的感悟，也有對一些現實問題的抨擊與思考。
那些懷親念舊之作，寫得情深意長，耐人品味。如在《難忘兒時打麥場》一文中，作者回憶了孩童時代，為了分得一份一年到頭難以吃到的白麵烙餅，於夜間隨母親往生產隊的麥場裏打麥子的經曆；在《賣蔥記》中，回憶了因家中經濟困難，大學放假期間，不得不與父親、妹妹趕著牛車，趕集串村賣蔥的艱難與坎坷。這類文章，既是作者令人心酸的個人生命曆程的記錄，也為曆史留下了一幅幅不無憂傷的鄉村剪影。在《奶奶那遠去的火盆》一文中，作者回憶了兒時和姊妹們依偎在奶奶身邊，一邊烤火，一邊聽奶奶講故事的溫馨情景，結尾這樣寫道：“現在已是暖冬，大街上不見了積雪，屋簷下少了冰淩，現代化的取暖設備也讓奶奶那泥做的火盆隨著古老的故事一起遠去了。那些原始、質樸的溫情，成為今天晚上我一個人聽著窗外寒風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