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從第七卷開始，作為中國文藝複興、文學革命的雜誌的《新青年》，就逐漸地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這句“逐漸地”是關鍵詞，因為那是漸次形成的。至於“在北大的我們就這麼地把雜誌給拱手讓出了”，就有誇張之嫌了。在上海的陳獨秀對群益書社營利的態度不滿，想要招股本開一間叫作“興文社”的書局來發行《新青年》。從1920年4月底到5月，陳獨秀接連寫了五封信給胡適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編輯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訴胡適等人以外，也一再寫信要大家寫稿。隻是，北京方麵反應冷淡。陳獨秀在經費及稿源兩相欠缺的情況下，真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歎。《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在5月1日出版以後，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號。
《新青年》8卷1號出版的背後有許多當時的人都不會知道的事實。首先，陳獨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後，很快就與共產黨人聯係上了。5月，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根據陳望道的回憶，“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7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施存統。就在這時，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與李大釗聯係。經李大釗介紹，維氏南下到上海與陳獨秀諸人會麵。《新青年》從1920年秋天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
另一個當時的人不會知道的事實是8卷1號封麵設計的意義。那封麵正中繪製了一個地球，從東西兩半球上伸出兩隻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茅盾回憶說，這個設計“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國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這等於宣告《新青年》是共產主義刊物。石川禎浩指出那個圖案是1901年創立、1972年解散的“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黨徽。這個圓形的黨徽，上半端寫著“社會黨”，下半端寫著《共產黨宣言》裏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那句話。除了8卷2號“羅素專號”的封麵是羅素頭像以外，《新青年》從8卷1號到9卷結束，封麵一直使用這個圖案。當然，《新青年》封麵上的圖把英文裏原有的字樣都拿掉了。
《新青年》的左傾，北京的編輯群當然很快就感覺到了。事實上，在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出版以後，陳獨秀就致信北京的編輯群，提出三大問題，請大家答複：一、是否接續出版？二、倘續出，發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滿期，有無應與交涉的事？三、編輯人問題：1.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2.由在京一人擔任；3.由弟在滬擔任。由於沒有信件留存，我們不知道北京方麵的答複如何。1920年12月，陳獨秀接受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會長。12月16日晚，離開上海之前，陳獨秀再次寫信給胡適、高一涵：
《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發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責。《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不多，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請二兄切實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適大約在12月底寫的回複裏提出了三個辦法。他還把這封信讓幾位北京的編輯看過。這三個辦法如下：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隻有三個辦法：一、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間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計劃，故不曾對朋友說。二、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複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
陳獨秀不反對胡適在北京另辦一個哲學文學雜誌的想法。然而，對於“不談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辦理則堅決反對。他在1921年1月9日給北京編輯群的回信說：
適之先生來信所說關於《新青年》辦法，茲答複如下：
第三條辦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太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