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報社後，他不能改變我，我也不能改變他。我們之間的衝突更加升級。他說：“識時務者為俊傑，沒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說：
“我是因為反右派有問題才去向黨彙報的，現在反右派弄到我頭上，我更知道它有問題，怎麼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過來，隻好不改了。”
他說：“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別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適工作，你還養豬！別人摘了帽子，可以當記者。你就不行，不讓你寫，人們早把你忘記了。”
我說：“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們要我承認帽子後，才能摘帽子。人們說我是小偷，我說我沒有偷東西，你就應該研究我偷東西沒有。怎麼承認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
他說：“就算將來證明帽子戴錯了，可是，這幾年，你許多文件不能看，許多會議不能參加，已經是大大落後了，趕不上去了。”他的話打中了我的要害，我隻好拿（紅岩）裏的華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勵自己；有堅強的革命意誌就是最大的進步；寧要原則，不要腦袋；寧要真理，不要所謂的前途。他說：“黨的政策從來隻是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少數人是要犧牲的。你的不幸你一個人擔承吧，不要連累我、連累孩子、連累我們一家人。”
我說：“你過去常說，有些人在政治運動中落井下石鬧離婚，以後問題搞清，這些人被人罵死了，抬不起頭來。沒想到你現在也這樣！”
他說：“這次運動和以前不一樣。”
他又以我是頑固右派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離婚，法院批準了。我被劃右派時，我的三個孩子最大的才7歲，經過長期分離，都不肯要我……在鬧離婚期間，我胸部突然劇痛，發作起來痛得死去活來。喉嚨裏好像堵了一塊痰，吐不出、吞不進。中醫說我得了胸痹（即心絞通）、痰迷心竅。經過長期針灸，才有好轉。我從未想過自殺，但我算是體會到了：“怪不得有人會自殺！眾叛固然可怕，親離更為可悲。身受社會與家庭內外夾攻的人能挺得過來嗎？”我決不會自己去死，我要親眼看到反右派的結局。我想：“真正的戰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麵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裏站立。”
向黨彙報“右派分子”，對我可說是個新名稱，1957年反右派了，這個名稱才引起我的注意。運動初期，領導是把右派分子歸人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右派分子就變成反革命、人民的敵人了。既然我對這個名稱了解甚少，我為什麼能夠肯定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認，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別人都說我是，我承認了。以後證明我不是，別人也不會責怪我，“法不責眾”嘛！因此，無論從哪方麵說，我都應該跟著大家一樣，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這樣才保險。我寫去彙報：“雖然明知道承認帽子是最保險的路。對了，表示悔改了；錯了，責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槽頭，我寧願當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數人走的保險路，寧願一個人去過我的獨木橋，因為我不能對黨進行欺騙”。我還寫：“即使最後證明我還是個頑固右派，我對我所作的毫不後悔。因為讓黨了解我的真實麵貌，對黨來說，是一件好事。黨可以針對我的情況對我進行教育，對我個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在這兩段話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動搖，無論以後到印刷廠、到牛棚或是五七幹校，不管工資一減再減，不管肉體、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開除黨藉時的諾言，隨時隨地向黨寫去大量彙報。
下舉數例：我不能對黨說謊我不能說謊，因為我麵對著的是親愛的黨。我16歲就開始把你尋找，不怕生命的危險。我把命運和你連在一起，跟著你踏過千山萬水，我要變成你的一顆細胞，怎麼能把你欺騙？如果我要說謊，小蒼蠅會變成大象。小小的謊話並不小，它不是結束而是開始。謊話說過之後，並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動物一切有生物一樣，能夠不斷繁殖生長。即使隻說這麼偶爾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個汙點。我不能為了個人的一點利益，違背你對我的教養。不管形勢對我有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還是暫時，我始終一個心眼對你，始終對你絕對地老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