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一份大事記，後來被稱為右派首領的章羅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曾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講過話：
章伯鈞在日會上宣傳他的反動的“兩院製”思想，說政協工作的內容和方法也將日趨完善充實，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政協這個組織可以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議會製度的民主一環。羅隆基在日會上開始攻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說領導幹部從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教工作崗位上來，也應該熟悉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評、鬥爭和改造的團結方式同所期望的“禮賢下士”是有矛盾的。
手頭資料不足，不知道羅隆基有兩句涉及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的話，是否也是這樣講的；毛澤東一再給予批評，顯然認為是要害問題，使他印象甚深：
羅隆基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怎麼能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這個話不對。他說他是小資產階級，其實他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是要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
現在知識分子有五百萬人，脊本家有七十萬人，加在一起，約計六百萬人，五。之家，五六就是三千萬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裏。
羅隆基不是講過嗎，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領導不了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領導權問題：“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他們裏頭的右派和中間派，對於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服氣的；右派是對抗的，中間派是半服半不服的。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發給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我們和右派的鬥爭集中在奪取中間派”，左派和右派“互爭對中間派的領導權”，“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麵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毛澤東指出反右派鬥爭主要是政治鬥爭。。而這場政治鬥爭的戰場主要在知識界，就是這個緣故。
反右派鬥爭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工商聯分別召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舉行多次座談會期間開始醞釀，隨後在6月8日正式開始的——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題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
整風運動是在頭一年就決定要在1957年開展的：“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幹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汙、浪費，等等。”這叫作兩種作風之間的鬥爭，“我們這些人總是有那麼一點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點事。
……我們每一個同誌，都有一點毛病，那有沒有毛病的呢？‘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總要講錯一點話，辦錯一點事，就是什麼官僚主義之類。這些東西往往是不自覺的。”因此，共產黨的整風是整作風問題，後來各民主黨振、整個社會的整風則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路線”；更確切地說，“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小資產階級（農民和城鄉獨立勞動者），特別是富裕中農，也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則是整頓作風的問題。”
這一全民整風自然是涉及億萬人，一直持續到1958至1959年的大躍進中。而在反右派鬥爭中作為孤立和打擊對象的右派，最後劃為右派分子的，據有關領導部門公布的數字為53萬人。
四
熟悉黨內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提出各個階段的任務，是以對政治形勢即各個階級的動向、態勢和力量對比的估計為根據的。
且看他對1956年下半年形勢的認識。
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