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河長唱知青歌
薛天雲
2012年10月，雲岩鎮黨委書記陳誌勝把《雲岩河的歌》一書的初稿給我，並說，應編者之邀，雲岩鎮黨委的負責人為該書寫篇《序》，因為他們年輕，對知識青年插隊缺乏親身體驗，讓我協助一下。我把《雲岩河的歌》書稿一連讀了兩遍，伏案而思，感慨萬端。讀到許多他們對當年艱苦經曆的描寫，不由熱淚盈眶，感同身受；讀到他們對鄉親和第二故鄉的誠摯感情，使我這個雲岩當地人愧感有加，自歎不如；讀到他們對那段插隊經曆的理性客觀的認識、刻骨銘心的記憶、無怨無悔的表述，使人肅然起敬，感佩之心油然而生。知青的39篇文章，全部用事實說話，真人、真名、真地點，記述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每一個觀點，都是那麼活靈活現，都是自己真情實感的寫照，讓人讀後覺得敘事實在，猶如身曆其境。字裏行間，言談之中，無矯揉造作之詞，更無嘩眾取寵之意。正因為這都是說真話、表真情的文章，才能沁人肺腑、感動讀者。他們對那次上山下鄉插隊中的個人經曆和感受原汁原味地記錄，已不是一般的回憶文章，而是記錄曆史的珍貴資料。這本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年代的久遠而更加彰顯其光彩。
讀《雲岩河的歌》時，過去的許多事情，一幕幕、一件件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之中。從1966年上半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學校一直停課“鬧革命”，該招生的沒有招生，該畢業的沒有畢業。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國務院下發通知，決定全國各類大學暫停招生，初中和高中學校的“六六”級、“六七”級、“六八”級學生於1968年底前全部畢業，是農村戶口的學生回鄉參加勞動，是城鎮戶口的學生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老三屆”的名稱由此而來，也有了那次波瀾壯闊、驚天動地，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的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9年元月12日下午，數輛大卡車把400多名北京知識青年送到雲岩公社院內，公社革委會舉行了簡短的歡迎儀式，宣布了分配到各大隊插隊的名單，知青們就跟著各隊來接的人連夜進村了。12日前幾天，剛剛下了一場大雪，雲岩大地白雪鋪蓋，寒風刺骨。知青們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踏著吱吱作響的雪路，走著蜿蜒崎嶇的山道，上山下窪，艱難地行進在雲岩南北二塬的山山峁峁上。那時農村的道路都是二三尺寬的小路，並無現在的公路。他們中不少人穿著塑料底鞋，稍有不慎，便會滑倒在地。
最遠的村，離雲岩鎮30多裏，他們足足走了五六個鍾頭。他們在這幾個鍾頭內，走了有生以來最長的山路、雪路，多數人也是第一次走了這樣難走的路。對他們的第一場考驗，竟是冰天雪地、寒風凜冽、雪路漫漫！雲岩人民看著這些遠離父母的孩子們，心痛難受，不少人為之抹淚。雲河也記住了從冰上走過的知青，為他們的壯舉吟唱讚行。我是宜川中學高“六七”級的學生，在1968年10月回村勞動，對他們自然是惺惺相惜、倍感同情。經過多年的風風雨雨，現在回過頭看那場上山下鄉運動，我認為那是“文化大革命”
的產物，給國家的教育進步、人才培養造成斷層，使千百萬家庭和個人遭受了苦難和折磨。但是，從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號召的本身動機而言，我們雖不能妄加猜測，也能清楚地看到，他是要讓知識青年經風雨、見世麵，曆經磨難，提高抵禦能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寄予這一代人身上。
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送到農民家中“上農村大學”，並一貫注重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文化大革命”前就倡導上海等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鍛煉。從孟夫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到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害怕人生遇到苦難的磨煉，而把這種“磨煉”看作天賜的人生機遇。毛主席本身就是曆經苦難折磨，才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所以他很重視讓青年人“吃苦、磨煉”。那次插隊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在農村鍛煉幾年之後，大多數在國家招工、招幹、上學中得到了新的工作崗位，極少數留在農村的，當地政府都進行了妥善安置。多數知識青年對自己在農村受到的鍛煉，也持肯定態度，認為對自己一生是有益的。曆史上任何一次千百萬人的實踐活動，都是偉大而複雜的，都需要根據當時留下的資料去評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勞動的實踐活動，有什麼收獲，有什麼教訓，隻有這個實踐活動的主體——知識青年本人最有發言權，《雲岩河的歌》就是切膚深刻的體會，中肯恰當的評論。雲岩河兩岸人民群眾對北京知識青年曆久不衰、彌足珍貴的記憶，對知識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評價，更是人間正道、千古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