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鬥麥子35斤左右，1鬥玉米33斤左右，1鬥綠豆40斤左右），租子交一半，還能剩下不到五六石的麥子，還有秋糧，每年吃的富富有餘，可是現在隊裏他家有六口人每年分的麥子超過1石的年景很少。所以他對集體所有製並不滿意，雖然當著隊長，也是牢騷滿腹。我們不明白，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是要依靠貧下中農的，可是這樣的貧農怎麼依靠呢？我們就給他解釋：“你過去的勞動，一半都交給了別人，受到了多大的剝削呀？”但是這樣的話，我們自己說過之後都覺得蒼白無力：無論過去受多大剝削，可是還能吃飽，現在當家作主了，卻要餓肚子。
農村的階級鬥爭政策是：“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孤立打擊地富反壞右”。可是時間長了，我們就發現，依靠對象總是有點不靠譜，勞動表現也沒有團結對象好，為此我曾多次和在泥灣的LH等人討論這個問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貧下中農雖然也有表現不好的時候，但是他們有當家作主的感覺，都集體有什麼說什麼，而中農、上中農，表麵不反對，但是心裏是反對的。
另外，陝北地區地廣人稀，可能階級矛盾沒有地少人多的地方那麼激烈。總之，還是要把自己眼看到的事實往理論上靠。
後來，在宜川農村的時間，經曆了多次運動，慢慢明白了所謂的階級鬥爭，並不像我們想得那麼簡單，而是為了貫徹領導意圖的一個手段而已。但是說實在的，農村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我們至今也沒明白。
三、在穀堆坪的科學實驗
既然搞不懂階級鬥爭，那就踏踏實實地幹點兒能幹的吧。經過農村的一段生活，我們已經逐漸實際一點了，大家經常在一起交流，也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批判，對插隊以來的一些做法和想法進行著矯正，逐漸把那些雄心壯誌暫放一邊，為改變村裏的環境，實實在在地做點事，特別是我也對自己應擺的位置不斷地調整。我越來越發現，雖然在這裏好像階級鬥爭的概念比較模糊，但是在知青的使用中，對知青的家庭出身，社會背景一點兒也不含糊。
我因海外關係，在村裏的一些要事上也沾不上邊兒。
沒想到1970年春季，公社忽然來了通知，要我和公社農技站的老周去延安地區農科所辦學習班。後來到延安才知道這一次宜川縣隻來了4個人，另外3個人都是農技站的技術員，隻有我一個是知青。
延安地區農科所辦的是土法生產“920”的學習班。“920”的學名叫“赤黴素”，是一種植物生長刺激素，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算是高科技了。本來是要在一些正規的生物製藥廠裏生產，生產成本很高，在農業生產中還隻能用於一些試驗中，不可能用於實際生產中。不記得是哪個農村發明了土法上馬的法子，生產了“赤黴素”，被稱為“920”，當時的各級農業科研單位，都在大力推廣。
參加這次學習的機會真的是很難得，至今我都不明白這樣的機會怎麼會落到我的頭上。細想起來，可能有三個原因：一個是穀堆坪大隊的駐隊幹部老賀。老賀名叫賀生力，“文革”以前就已經當上了縣農業局長，在“文革”
中因為是領導幹部參加群眾派性組織，並帶著群眾組織參加武鬥，被降了職，派到農村下鄉。但是老賀這個人很有幹勁，在穀堆坪駐隊期間，在大隊辦起了油坊（這在當時以糧為綱的情況下，可是資本主義傾向），在穀堆坪村開水渠，安裝水磨，還和穀堆坪村的北京知青一起試種水稻，使我們在陝北也吃上了大米。但是老賀的工作方法也很簡單粗暴，據說方圓幾十裏的老鄉都用賀生力來嚇唬不聽話的孩子，“再哭，就叫賀生力把你帶走”、“賀生力來了啊！”我們在隊裏和老賀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們都想給老百姓辦點實事。“文革”結束後，老賀當過公社主任，縣農業局局長，但是因為他倚老賣老，從不巴結領導，每到關鍵時期還有人拿他在“文革”參加武鬥來說事，一直沒有再提上去。所以我想農業係統都是老賀的老部下，爭取到這個名額應該是輕而易舉的；第二是有幸在穀堆坪知青這個集體之中，當時穀堆坪在縣裏也算是知青的先進集體，這種事一般都是從知青先進集體裏找人；第三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因為我家在中國農科院，可能也是領導考慮的原因之一吧。總之這次學習改變了我的插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