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種親情，我在村裏時和剛剛離開的那幾年，都還體會不深。我到運輸公司後，從1973年起就能單獨開車了，由於有便利條件，經常可以回村，有時即使時間緊，也能把車停在路邊，和在川道裏幹活的鄉親們聊一陣再走，所以，那時感覺自己好像沒有離開石家河，沒有離開鄉親們。直到1979年我調回了北京，才有了這方麵的體會。如今，40多年過去了，與鄉親們的這種親情，不僅沒有因時間的推移被衝淡，反而變得越來越親切，越來越濃重，也越來越讓人難以割舍。後來我又五次回石家河，每次回村，都有一種回家的親切感，每次都覺得時間不夠，石家河的鄉親們已經成了伴隨我一生的親人。
我的鄉親們都是普通的農民，然而他們並不“普通”。他們都是些怎樣的人？他們的昨天和今天又是怎樣的？就讓我們一起走進石家河，走近我的鄉親們。
老支書
老支書，鄧德勝，祖籍山西吉縣。1949年土改時的黨員。從合作化開始，他先後擔任初級社社長、高級社社長，成立人民公社後，就一直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們去的那年，老支書已經是近60歲的人了。外麵的人叫他老鄧，村裏人叫他煥子大，老支書是我們知青對他的尊稱。老支書全脫產，主要精力在大隊的工作上，常常代表大隊去參加公社、縣上的各種會議，回來傳達布置，然後就是跑各村督促檢查。他也參與石家河隊委會工作，實際上，村裏的大小事，也都要他點頭認可才行，老支書在村裏更像是一個大家長。
那時，老支書給我的感覺是，他有點保守，做工作四平八穩，缺少魄力，他處事“圓滑”，遇到矛盾，也一般都是調和、抹稀泥。我記得，隊長大把隊裏的驢攔死了，為了彌補隊上的損失，也為了警示別人，我提出讓隊長大賠錢，老支書反對。他說，以前也有類似事發生，都沒賠，這次如果要賠，之前的都翻起舊賬，村裏還不亂了。我爭了半天，也沒用。最後，也就是在開會時批評了隊長大幾句了事。當時，我認為老支書在這件事上沒有堅持原則。另外，老支書在貫徹上級指示、執行政策時，有時也會有所“保留”。比如，為了能多打出我們幾個知青的口糧，隊長領著我們偷開小片荒，實際是得到他的默許的。還有，每年在確定交公糧的指標時，之前都會有一次測產。為了能多留一些口糧，隊上往往都會找各種理由盡量壓低產量。我當時不能理解，認為怎麼能哄騙國家，應該據實報。但每次生產隊還都是在老支書的默許下按壓低的測產數上報。現在想想，正是由於老支書的“圓滑”和有所“保留”，才使鄉親們少受了折騰，少吃了苦。老支書當了那麼多年的農村基層幹部，他很清楚哪些事應該認真、可以認真，哪些事又是不能太認真的。老支書是個忠厚長者，待人寬容、厚道，不過生起氣來也會發脾氣，隻是他發脾氣，一般也就是厲聲嗬斥幾句、訓幾句罷了。我也不止一次挨過他訓。我對老支書是尊重的，但也是多有“冒犯”，曾多次公開頂撞過他。我那時年輕氣盛，把敢於犯上當成優點，認為那是直率，是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老支書1973年因年齡及身體原因卸任。1992年去世，終年80歲。煥子媽2008年去世，終年90歲。
煥子
煥子，本來名字叫鄧煥清，後來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鄧玉亭，取亭亭玉立之意。其實他不是老支書的親生。在有了大女兒之後，一連三個娃都沒能活下來，老支書著急了，決定抱養一個男娃，這個抱來的男娃就是煥子。煥子的到來，先是給老支書又“喚”來一個女兒，接著，還真是給老支書“喚”
來了三個兒子。煥子說，他大他媽對他很好，視同親生，供他讀完了初中。
煥子很喜歡看書，這就使他的眼界開闊了，心裏的想法也多了，他的心早已飛出石家河這個小山溝溝了。他與其他農村青年有很大的不同，是屬於農村中少有的，有思想且有一定深度的人。正因為這一點，他後來遭受的痛苦也注定會比別人深，比別人多。雖然，他不是村裏學曆最高的人，卻是村裏最有“文化”的人。煥子比我大5歲，我們到村裏後，由於年齡相近，文化程度也差不多，彼此都願意接近對方，我們通過煥子了解村裏的人和事，煥子通過我們了解外麵的世界。所以，我們和煥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一開始，他來找我們還是以借書為借口，後來就是有事沒事都往我們知青窯裏跑，和我們整天摽在一起。到了該回家吃飯、睡覺的時候，往往都要等到他婆姨來叫，他才肯走。有時甚至喊都喊不走，晚上不回家，睡在我們窯裏也是經常的事。後來發現，我和煥子還真的有很多共同點，不僅對村裏人和事的看法相同，對如何搞好生產隊的想法相同，就連缺點、毛病都差不多。我們都有點眼高手低；還有，那時候，我的情緒起伏很大，順利時，興高采烈，信心百倍，稍遇挫折，情緒馬上一落千丈。煥子也是一樣，曾因一件什麼事鬧情緒，一賭氣跑到修戰備公路的工地幹了幾個月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