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其他》，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隻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隻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盡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鬱達夫相交遠在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著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裏麵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鬱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一九二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要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搞醫學搞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們的創造夢實現出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感傷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汙，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給我的銘感很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麵好象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麵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於是徐誌摩“詩哲”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麵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很感覺著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順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隻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共同生出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人手牽著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裏。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