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在魏晉以來已經出現的文學理論著作基礎上總結性的巨著。內容精博，體係嚴密。共10卷，50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4個主要部分。
總論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綱領。其核心是《原道》、《征聖》、《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於道，稽諸於聖，宗之於經。宗經即強調五經是一切文體的本源，例如賦、頌、歌、讚，都源於詩經。他還提出了宗經的具體要求：“故文能宗經，體有6義，一則精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6條要求，就是貫穿在全書中的對文章肯定與否定的原則標準。如《辯騷篇》稱讚屈原能“取熔經意，自鑄偉辭”。
文體論20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各種文體的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比之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要詳細周密得多。
創作論19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係、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類問題。
批評論5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並對批評的態度、方法作了專門探討。
最後一篇《序誌》說明作者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
全書雖貫穿了原道、宗經、征聖的儒家思想，造成一定局限性。但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提出了許多精辟見解。
其一，初步建立了文學史觀。他認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注意到時代和社會政治生活對文學盛衰變化的影響。如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通變篇》還係統地論述了曆代義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
其二，總結了文學創作的經驗。他強調文學創作要“吟詠情性”、“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並重視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還對“情”與“景”的關係、風骨、藝術想象等問題作了闡述。
其三，專門探討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他認為批評家要有深廣的學識修養，采取“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的態度，從多方麵加以觀察。
《文心雕龍》的許多精辟見解，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
研究、注釋《文心雕龍》的著述頗多。如範文瀾：《文心雕龍注》、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等。
詩品
《詩品》，古代詩歌評論著作，南朝梁鍾嶸撰。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書中將漢至梁代的詩人122人，區別等第，分為上、中、下三品，分別予以評論，故稱為《詩品》。
鍾嶸在書中批評了當時詩壇存在的堆垛典故和刻意追求聲律的弊病。《詩品序》說：“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而堆垛典故則使詩歌“殆同書抄”。又說沈約等人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但他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又有偏頗之處。
《詩品序》還提出了對詩歌的看法，即強調賦和比興相濟為用；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相互配合。依此品評詩人和作品的風格，他說左思詩“得諷喻之致”；評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都很準確。他還注意摘引和稱許辭采華美、奇警秀拔的名句，如論謝靈運詩“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書中表現出一定的文學史觀。如概括論述了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故有“四言正體”的傳統看法。鍾嶸則認為四言詩“每苦文繁而意少”，而五言詩“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從理論上為五言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又如他論每個詩人的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注意前人的影響，其中不乏精辟的見解，但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
鍾嶸強調好詩要有“滋味”，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文已盡而意有餘”，這一點為後來許多人所接受和發揮，如司空圖、蘇軾以至王禛等，並成為以後對詩、文創作共同的審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