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報道說，深圳市在保障性住房申請過程中，發現有20名申請者編製虛假信息，受到市政府的處罰：除了每人罰款5000元外，這些弄虛作假者將在三年內不得再申請保障性住房。消息一出，引起輿論嘩然。有人說，這一處罰可能是在保障性住房製度實施以來政府開出的第一張罰單；也有人直呼這樣的處罰太過輕描淡寫，不足以懲治造假者，等等。不管這樣的處罰是不是第一張罰單，就這樣的處罰本身來看，公眾的議論不無道理。因為想靠這樣的處罰製止造假者，大概很難奏效。
實際上這個事件的後麵，似乎折射出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政府如何才能真正識別窮人。在這方麵，我們既不能把“寶”完全壓在社會成員的“自覺”上，也很難建立起一套事無巨細的識別認證體係，這樣成本也可能太高。但識別窮人無疑成為確定誰應該享有保障性住房的先決條件。其次，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一種屬性？是隻有使用權的廉租房，還是可以低價購買的產權房？如果是前者，大可不必興師動眾，因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無非是租金比較低，即使一個人弄虛作假所獲得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對一些真正有錢的人來說，一般不會冒如此大的聲譽風險，追逐那點蠅頭小利。而對於真正的低收入群體來說，這隻是在一定時期內解決他們困難的“生計之寶”，經過若幹年奮鬥，也許連他自己也不願意再住了。因為他很清楚，這不是他的。
問題在於，如果弄虛作假可以獲取一套差價很高的經濟適用房什麼的，像北京經濟適用房幾千元一平方米，市場價幾萬元一平方米，敢於冒風險的人也許就會大大增加。前幾天，有關機構通過調查，發現北京市民的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70%以上，擁有多套住房的市民超過20%，這中間有多少人是通過各種手段“套”來的經濟適用房，我斷然地想也許不在少數。
這一現象，迫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另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政府在保障性住
房的供給方麵究竟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一點，也正是這幾年社會各界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之一。比如茅於軾先生好像就完全否定保障性住房的合理性，認為住房問題就要靠市場來解決。在這些爭議中，不管是指責開發商還是政府，也不管是抱怨房價上漲過快，還是認為中國經濟事實上已被房地產綁架，但有一點，則是需要政府深刻反思的：即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除了必須的棚戶區改造類之外，應該主體是廉租房，還是包含經濟適用房？在筆者看來，政府似乎不應該在棚戶區改造之外再搞什麼經濟適用房，而是應該集中發展廉租房。因為經濟適用房這種半行政化、半市場化的屬性，不但難以收到政府預想的效果，也可能會帶來更多問題和麻煩。
比如說，前麵提到的究竟誰符合購買經濟適用房的資格和條件的確定，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我們總不能以看誰家養不養狗、有沒有空調、用不用手機作為衡量的依據吧。同時，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收入、工作都是動態的，這幾年這些人的家庭差些，過幾年也許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而經濟適用房則是一次性受益，等到這些家庭有錢後，也會成為公眾非議的對象。另外，這種半行政化、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也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很大空間，甚至會出現“雙向腐敗”：對政府官員來說，可以借助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分配，暗地裏權錢交易；對一些社會成員來說，為了買到一套經濟適用房，獲得巨大差價，不惜弄虛作假，毒化社會風氣。由此看來，我們的政府要提供保障性住房，為窮人辦好事，還真的要好好琢磨琢磨，找好自己的定位，要把好事辦好，不要把好事辦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