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就輝煌、引領全國；未來30年，深圳要引領全國，就要有足夠的勇氣破解體製和機製難題。那麼，要破解體製和機製難題，深圳應該從何入手呢？我認為，深圳要繼續敢為天下先，率先在行政體製方麵進行大膽的探索和改革，舉起行政體製改革這麵大旗。這樣深圳才有可能走得更遠。
一、傳統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科學發展，我們確實遇到了體製和機製障礙，而行政體製層麵的問題又是體製和機製中最大的障礙。按照我的理解，目前不管是深圳還是全國，表現在發展方式上，可以集中地概括為四個“難以為繼”：
一是低成本出口戰略難以為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條低成本出口戰略，過度依賴外需、出口。但是仔細一想，這個戰略不是我們主動選擇的，而是當時的環境決定的。在世界經濟剛剛開始一體化、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為了生存，我們沒有選擇，從而形成了強勁的出口能力，如“來料加工”、“兩頭在外”等。而金融危機爆發後，標誌我們這條過度依賴出口、外需的發展戰略難以長期為繼，我們必須要下定決心尋求解決途徑。
二是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與低成本出口戰略相聯係，過去30多年形成的經濟結構，總體上看，是以低端產業為主導的，它的好處是使中國製造業異軍突起，也積累了資本，但是我們在世界產業鏈的高端幾乎沒有多少話語權，高端製造業仍然被美日等發達國家壟斷。通過低端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我們能夠成為大國，但是很難成為強國。因此，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到現在可以說走到了盡頭，我們必須下決心淘汰落後產能，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注重培養高端人才，建立創新型
國家，在科技的重要領域有所突破，這樣才能在世界產業鏈的高端占有一席之地。
三是資源和環境的剛性約束難以為繼。過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以犧牲資源、環境等為代價，實現了高增長，這樣的發展模式到現在可以說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必須痛定思痛，下決心予以改革。
四是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續下降以及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難以為繼。有數據顯示，在1990年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者報酬占CDP的比重是53.4％，而到了2008年，這一比重下降為39.4％。這說明我國在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極不合理；另外，教育、醫療、社保以及就業服務四大支出占一個國家當前財政支出的比例，是衡量第二次國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標誌，這個指標在西方發達國家多是在50％以上，而我國在2009年再度下降，這說明我們的第二次國民收入分配也很不合理。再加上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以及行業差距拉大。如果在這些方麵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們同樣會麵臨很多嚴峻的問題。
二、行政體製改革必須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過去30年，我們整體上是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主導的，其他改革說到底都是為經濟體製改革服務的。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改革思路和結構也必須作大的調整。其原因在於圍繞政府的公共治理方麵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了。所以，我認為，未來中國改革的結構中，行政體製乃至政治體製改革必須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至少應該與經濟體製改革並駕齊驅。實際上我國在2005年出台“十一五”戰略規劃時，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判斷，那就是：未來行政體製改革將成為全麵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這個判斷實際上就是對以政府為重點的行政體製改革作出了比較準確的概括。
三、過往行政改革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從過去行政體製改革的經驗教訓來看，下一步要進一步加大行政體製改革的力度，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就需要對過去行政改革方麵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深刻的反思。
過去30年，我們在行政體製改革方麵也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努力，成就不可低估。但總體上看，過去行政改革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