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邁入21世紀後，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增強一個國家的競爭能力是國家強大和人民富裕的重要所在。就一個國家而言，影響其競爭能力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探討政治發展與提高國家綜合競爭能力之間的關係，進而分析中國在政治發展方麵存在的問題，對當代中國應對新世紀的挑戰，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發展結構中的“失衡現象”引發的思考所謂發展結構，是筆者對一個國家整體發展的內在構成關係的一種概括。之所以如此，在於筆者發現，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其不同部分之間的平衡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一般來說，我們考察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狀況時，既要通過大量的指標體係，用以衡量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同時，還要認真分析其發展結構中不同部分之間的關係，並力求尋找內在變動的規律。
在發展結構中，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組織部分。在衡量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狀況時，主要應當看其權力的合理性、結構分化以及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等，其最終的成果應體現在政治民主化的提高和社會政治的穩定。同樣，衡量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狀況，主要是看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質量以及科技教育水平、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和整個社會發育的程度、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等。當然，在多數情況下，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這三者之間會呈現出異常複雜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因素的變量，都可能成為影響其他因素乃至全局發生變化的依據。比如說，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或政治衰退，就可能從不同的兩極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同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也必然會影響到政
治發展的內容、形式等。因此，追求發展的相對平衡，就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提高一個國家的綜合競爭能力，除了經濟和社會的競爭能力之外，政治層麵的競爭同樣至關重要。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綜合競爭能力的提高，不可能離開政治層麵的製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更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之間的相互協調的平衡發展。很難想象，在一個存在嚴重政治製度安排和權力運作不合理、政治結構分化程度不高、公民政治參與渠道不暢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發展會持久健康地繼續下去。
毋庸置疑，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20多年間，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還是政治發展，都是改革開放以前所不能比擬的。在經濟發展方麵，中國通過漸進式的改革策略，始終不渝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中國的GDP神奇般地翻了25倍，國民經濟持續保持了平均9%的高速增長態勢，成為世界上的“一枝獨秀”。這與俄羅斯的激進式改革形成了明顯反差，也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在社會發展方麵，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教育事業的進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分化速度加快、分化程度提高，各類非政府公共組織也迅速發展，再加上社會觀念的變革，社會成員的參與意識、自主意識、獨立意識、競爭意識的增強，使中國社會充滿了空前的活力。在政治發展方麵，隨著對“左”的錯誤清算，一係列新的製度體係也開始建立，如加強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製度，完善司法製度，堅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方針，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改革政府機構，建立國家公務員製度，實行村民委員會自治，等等。所有這些成就和曆史性進步，都是中國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能夠發生巨變的根本原因。
在充分肯定中國上述發展結構整體進步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中國發展結構中存在的潛在性問題。這些問題，突出地表現在政治發展的內在衝突以及由此引發的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滯後，或發展結構整體上表現出的某些不平衡性，並不一定都是以政治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是呈現出異常複雜的情形。比如，許多問題往往是以政治層麵的“權力運作”開始，而以經濟層麵“攫取利益”的結果而終。這種現象，從社會深層原因分析，是與中國市場經濟本身的人為嫁接性有直接的聯係。眾所周知，中國缺乏市場經濟的自然曆史過程，商品經濟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在許多領域，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至今仍很嚴重。這樣的社會曆史背景，給
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過程必然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如瘋狂、貪婪、無序等現象的出現，就是其突出的表現。難怪有人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市場發育過程，人們似乎看到了當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繪的資本原始積累所具有的某種瘋狂性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