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情
讓老百姓也難以理解，不過最理解他的人是對他影響最大的老父。然而，就是在他身後，家人也不敢將噩耗真實告之老人。
1952年11月，牛玉儒出生在通遼一個普通幹部家庭，兄妹6人。7歲那年，牛玉儒喪母，父親將他送到鄉下二叔家寄養。二叔家本來就有7個孩子，這樣一來，全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都靠二叔一個人的工分來支撐。在東北農村的窮苦生活，鑄就了牛玉儒能吃苦、堅韌不拔的性格。
在牛玉儒兒時的記憶中，他的童年是在饑餓與寒冷中度過的。哲盟的冬天異常寒冷，他不記得自己穿過棉衣和棉鞋，腳上滿是凍瘡。冬天與哥哥們出去拾糞，凍得實在受不了就到路邊溝裏的背風處取取暖。他曾兩次病重，高燒不退，幾乎死去，可又奇跡般地活了過來。
牛玉儒18歲時，到通遼農村插隊。他是最受村民歡迎的好知青，逢年過節從不回家。不是在村裏幫助村民義務磨麵就是幫著幹其他農活。1年後他被哲裏木盟革委會選中當通信員，當時他給人印象是“眼快、手快、腳快”。1977年，25歲的牛玉儒到當時通遼最貧困的莫力廟公社任黨委書記，把一個最落後的生產隊的勞動日分值，從6分錢提高到1.2元。
牛玉儒擔任自治區政府秘書長後，一次陪自治區政府主席視察烏蘭查布盟，在最貧困的化德縣，縣委書記為了展示鄉鎮企業的成績，把家庭式生產的個體刺繡業者集中在一起做樣子。自治區政府發現後很生氣，縣委書記惶恐萬分，幸虧一旁的牛玉儒幫忙解圍。看到縣委書記坐著借來的客貨兩用車，牛玉儒還提醒自治區政府，回去後特別給這個縣撥了一輛吉普車。這就是牛玉儒，既反對形式主義，但也能理解基層幹部的苦衷。
牛玉儒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他從不允許下屬來家裏談工作。他要求家裏人，凡是下屬來家裏找他，一律不準開門。但是上訪群眾來敲門，牛玉儒每次都讓家人熱情接待，給他們沏茶倒水。他不隻一次對謝莉說：“這些群眾能來敲咱家的門，你知道他們是下了多大決心呀!”
國計已推肝膽許，家財不為子孫謀。對與他素不相識的百姓，牛玉儒總是竭力幫助他們，可他從來沒有用手中的權力為家人和親戚謀私利。牛玉儒最小的妹妹牛宇紅，丈夫下了崗，兩口子去包頭找當市長的哥哥，想讓他“幫”著做點生意。牛玉儒拒絕了：“這種事，三哥幫不了!”
妹妹們說：三哥的性格和辦事作風，與父親同出一轍。近幾年家中下崗的親人很多，牛玉儒沒有給一個人幫忙解決工作。很多人都不理解，認為他這個“大官”簡直是“六親不認”。麵對親戚們的怨言，他的老父親牛樹仁說：“兒子別怕，親戚們罵你越多，老百姓就越信任你。”
溫情
2003年4月10日，牛玉儒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的任命。
“非典”期間，呼和浩特市出租車行業成立了一支“愛心車隊”，主要任務是免費接送“非典”一線醫務人員的子女參加高考。一天，一位幹部模樣的人上了“愛心車隊”王玉海的車。他就是牛玉儒書記。上車後他和王師傅聊起來，他問王玉海，“非典”期間出租車的生意怎麼樣?王師傅說：“坐出租車的人很少，每天跑車都不夠油錢。”牛玉儒還向王玉海問起了道路建設情況，王師傅向牛書記反映，這幾年呼市的路沒少修，但我們對有些路段不太滿意，今天修了明天又挖開，大家有意見。牛玉儒說：“請你相信，今後呼市的道路建設一定會做好規劃，保證工程質量。‘非典’疫情是暫時的，你們出租車的生意會好起來的!”王師傅問：“你是幹啥的?”他說：“我叫牛玉儒，是新來的市委書記。”王師傅愣了一下，真沒想到，“非典”期間人人都怕傳染，幾乎沒人敢坐出租車，牛書記卻坐進了出租車，與出租車司機零距離接觸。
在呼市，像王玉海這樣拉過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出租車司機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騎車、打車將全市的300多條街巷走了一遍。
熟悉牛玉儒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很有涵養、很少動怒的人，他的幾次發火全是因為群眾的利益。2003年9月的一天中午，接待完客商，牛玉儒從飯店乘車出來，發現前邊的路口被下班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原來，施工單位電纜入地，把道路給挖斷了。牛玉儒當時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拿起手機對城管部門領導怒吼道：“我看你們心裏根本就沒有老百姓!這種小的工程晚上不能幹?非得白天給群眾造成這麼大的不便?”他對秘書李理說：“告訴工頭馬上把路鋪平，你留在這兒，什麼時候路通了，你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
喜怒哀樂盡顯無私情懷。下水井蓋丟了沒人管，也叫他十分生氣，他給城建部門打電話：“井蓋丟了為什麼不趕緊裝上?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你們必須拿出辦法來……”看見那些無視人民群眾利益的人和事，他就氣不打一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