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最活躍、最積極的生產要素，是積累和創造物質資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促進和發展國民經濟，推動和促進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
人口過多帶來的問題遠遠超過給予中國帶來的利益，對社會經濟負荷力和合理資源承載量形成全麵持久的沉重壓力。19世紀，馬克思認為，中國“緩慢地但不斷地增加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一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新中國成立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中國人口問題嚴重，誰統治也無法解決。1949々1957年，我國人口增長量呈下降趨勢。毛澤東卻過分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說“人多力量大”、“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並一度鼓勵生育。1957年北大校長馬寅初《新人口論》指出，人口繼續增長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應該計劃生育。毛澤東說他杞人憂天，並開展了對他的批判。“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人口增長率高居不下。60年代開始提出晚婚晚育、一對夫婦兩個孩子，但在十年“文革”無政府狀態下，計劃生育成了一句空洞的口號，收效甚微。1949年5.4億人口增長到1982年的10.3億，平均年遞增1.91%。
1980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少生優生晚婚晚育，鼓勵一對夫婦一個孩。據統計，1971～1998年少生3.38億人，節約撫養費7.4萬億元。1982年確立2000年把人口控製在12億之內的攻堅戰，但2000年已達12.6億人。而且隻注重物質投入，忽視了對人的教育，地域人力資源也不是合理配置，農村潛在失業人口4億人。
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發展水平不僅看經濟總量，還有人均水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超過日本，但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成果，人均產值、收入一直落後日本，甚至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每年新增國民收入的25%用於新增人口消費。1950年中國人均GNP47美元，日本131美元。1960年中國164美元，日本458美元。2000年中國800美元，日本3.2萬美元。
曆史上，日本通過墮胎、殺嬰等手段，使人口保持在3000萬左右。人口壓力過大，軍國主義鼓吹擴張，輸出人口。青壯年男子大都走上戰場，並向中國移民，組成“開拓團”，國內勞動力出現短缺現象。政府主張“早婚興國，晚婚亡國”，“生育吧，繁殖吧”。要求每對夫婦至少生5個孩子，並有獎罰措施。結婚生育成為法西斯對外擴張的工具。
1945年，日本戰敗，海外移民和軍人回國，總人口達到7200萬人，出生率3.43%，失業率高，給日本帶來沉重的壓力。在“人口適度論”的推動下，1948年通過《優生保護法》，允許人工流產和絕育。1949年，批準生產和銷售避孕藥具。開展新生活運動，實行計劃生育，提倡“少生少死，良養良育”，並進行人口統計、人口研究工作。對孕婦開展教育訓練，介紹優生優育知識，定期上門檢查。有遺傳性疾病、精神病等做優生手術。有一年風疹流行，患病孕婦自覺做了人流手術，避免產下的嬰兒畸形。
20世紀50年代，日本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1957年為1.7%，1958～1973年均增長1.1%，進入低出生、低死亡率階段，晚婚、少生、優生、長壽成為主要趨勢。高度城市化和技術革新，改變文化生活，加強了大家族向小家庭轉變的傾向。1980年，日本平均每個家庭3.77人，1997年減少到2.91人。婦女平均生育1.39人。
日本迅速擴大生產規模，服務行業、教育事業將新增加的適齡人口暫時吸入。嚴格退休製度，女子結婚後離職，過剩人口、勞動人口輸出到國外。因此日本單位麵積人口是中國的2.5倍，卻沒有形成像中國這樣嚴重的住房、交通和人口問題，並有效地促進經濟起飛。
2010年，我國勞動力年齡人口變成零增長，勞動力老化將先人口老化而出現。社會承受的人口高齡化壓力比日本當時要嚴重得多。年逾六旬的人口已經達到1.44億，占亞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2025年日本老齡人口26%，中國20%。屆時中國每三人負擔一個老人，一個年輕人負擔4.8個，將導致一係列問題。
據《日本銀發》雜誌發表文章：到2050年，中國的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4.37億人，占中國總人口25%。中國麵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中國是擁有世界上最多老年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所以說，崛起的中國是年輕的，但享受的人們是衰老的，這就意味著國民越幹越沒勁，賺來的鈔票全為養老族，年輕人靠不上邊，沾不上光。
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3000多美元。發達國家一般都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000美元到1萬美元時進入老齡社會，因此中國應付人口老化的經濟實力相對薄弱，呈現出“未富先老”“未老先衰”的局麵。
日本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口過多，而是人口逐年減少。1998年14歲以下兒童1927萬，65歲以上人口2100萬，老年人口首次超過未成年人。未來50年，日本每年需要60萬外來勞工。按目前出生率，日本人口100年後下降50%，1000年後僅為45000人，1500年後，日本人口將為零。日本正采取措施鼓勵生育，並大量吸收外來移民和人才。
信息經濟一體化，先前成功的榜樣，使許多國家不會再出現重大的決策失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關鍵是人的獨特素質。正如英克爾斯在《走向現代化》中闡述的：“那些完善的現代製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國民的心理和精神還被牢固地鎖在傳統意識之中，構成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如果一個國家和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製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這些現代製度與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上都經曆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就不可避免。再完善的現代製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長期以來，西方封鎖，買不來先進技術機器，是我們為自己落後辯護的理由。舊式機器的低效率運轉與密集式的人力簡單結合，恰恰成為適合國情的勞動方式。20世紀70年代末“洋躍進”，以為買來先進設備就會迅速現代化，恰恰由於國民素質無法引進，傳統人沒能向現代人轉變，因此消化使用不了，許多設備成為一堆廢鐵。
人的現代素質是指與現代生產力和現代市場製度相適應的科學文化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社會心理素質和職業技能素質。出產品前先出人才。現代化大生產是培養現代人的最佳搖籃。現代工業程序設計體現了一係列現代行為準則，人品、人格與職業實踐活動互相作用。職業道德是社會或他人對從業人員的要求，和從業人員求得自身完善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要求。忠於職守，愛崗敬業，競爭進取，團結協作，講求效率，有責任感，才能使社會協調，人力資源有效配置，物質資源合理調度，政府高度統馭整合社會能力。因此在現代化日新月異發展的今天，人口如不成為品學兼優的人才的話，就有可能成為被拋棄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