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是 20世紀 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有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誌》、《文學季刊》、《大公報 ·文藝》。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鬥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 “節製”、 “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
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京派”並沒有正式的組織，隻是一種名稱的沿用。 “京派”作家創作的小說就是京派小說，其文風淳樸，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所顯現的是鄉村中國的文學形態，其統一的審美感情是誠實、從容、寬厚的，為現代小說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樣式。在現實主義的創作中融入浪漫主義的、表現主觀個性的多種藝術手法。代表作是《邊城》、《蕭蕭》、《長河》等。
京派的基本風貌、特征：讚頌淳樸、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揚抒情寫意小說的長處，熔寫實、記“夢”、象征於一爐；平和、淡遠、雋永的風格；簡約、古樸、活潑、明淨的語言。
與京派相對的是海派。
一、辨正歧出的“京派”觀念
在中國文學史上，京派是一個非常複雜難辨的文學現象。人們對它究竟何時何地以何麵目存在的認識，存在很多分歧。在不同研究者和當事人那裏，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動不定，有的甚至否認京派的流派特征。
現代學界也遠未能達成一致。許道明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魯迅也歸為京派，他說： “對於魯迅，從他的經曆、教養、情感、趣味、作風中相當部分倒是同‘京派’連在一起的，說他曾是一個京派人，也不是沒有根據的”。一般被認為京派標準成員的蕭乾，在王嘉良看來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屬於“人生派”作家。這種關於京派流派存在與否及其流派性質的認識分歧，其實是現代文學史中各家各派對京派各持己說的延伸。
首先，在京海論證的海派當事人中他們多否定京派存在的事實。如朱光潛在事過境遷後回憶說： “京派大半是文藝界的舊知識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聯。”他自己是“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蕭乾也說京派作為一個文學流派來研究， “本身就不很科學”。沈從文則更嚴重地模糊了流派界線、取消了文學流派的應有之義，給人一種京派無派、京派沒邊的印象。而且他根本就沒提“京派”一詞，隻提“京樣”、 “北方文學者”等指代不確的詞。其次，超然於京派海派之外者則和同京海為一家。曹聚仁曾利用沈從文《論海派》一文中所詮釋的海派內涵，進行過一番京海 “無以異”的論證，作者索性把兩者等同起來模糊京派與海派的界線。與曹聚仁之於京海兩派一視同“不仁 ”的看法近似，魯迅也給京海各賞五十板。他由北京上海兩地的地域本質發揮開來，用近乎四六韻文的筆調，侃趣十足地將京派海派漫畫成官商的幫手，且各事其主。第三，在後來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和作家眼裏的京派麵目也階級化了。譬如楊晦，本與京派也淵源頗深，曾在“五四”時縱火趙家樓、又是“沉鍾”社的幹將，但後來熟練地操起了階級分析法，在 1947年《文彙報 ·新文藝》將 “京派 ”、 “海派 ”利索地等量代換為“農民派”、 “人民派”。從解放戰爭到 “文革”結束，隨著共產黨軍事上政治上的勝利，左翼的這種思維得以迅速蔓延、強化。如在 1948年 3月 1日《大眾文藝叢刊》第 1輯《文藝的新方向》中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
和邵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反動》等文章，他們都把本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階級分析法簡單僵化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維邏輯，視京派為反動派，嚴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質。這種觀點曾並長期左右著人們的認識。
然而他們的言論各有立場，於客觀的史實而言，都相當主觀，甚至別有深曲用心。明達如朱光潛後半生也難免受主觀之蔽，春秋筆法嫻熟於心。他所說的“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號中一“博”字，委婉地暗示“京派”不過是被虛構出來的。其所用“占據”、 “糾集”、 “陣地”等戰爭術語的移用，則透露出其在被批鬥後所認同的新民主主義文化觀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許道明曾就此評議說： “將海派直接指陳或甘於對號入座為左翼作家，算得上最為陳陳相因的怪論，它們嚴重混淆了視聽。連晚年朱光潛為了保證某種安全感，為了表示某種思想上的轉變，在他的自傳中也不惜延用這種說法。”沈從文切入京海論爭，是基於其自由主義文藝觀的底蘊之上審美本質角度的立場。
而像楊晦、郭沫若、馮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潛等則是從階級本質的認識基點出發形成了自己的京派觀念。在諸多歧出的見解中，最深刻的還得算是魯迅、曹聚仁。魯迅在 1934年 1月 30日連寫了《“京派”與“海派”》、《北人與南人》兩篇名文。魯迅那看似詼諧超然的文章也最讓沈從文生氣。沈在《關於海派》一文中不無痛惜地指摘魯迅不過是有興有感，說點趣話打諢。從文章表麵看，確如沈所言的不過是隨意興感而已，但實質卻透露出沈魯之間更深隱的不和諧的底色。魯迅乃是一貫用包涵很濃的階級眼光但比階級眼光深廣的文化眼光去批判中國文化中所充溢著的惰性、迂闊、無聊及貴族氣，尤其是集中代表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他也正是以這種文化批判的犀利眼光，看到了京海兩派在深層的文化層麵上的一致，並揭示了他們“幫”與“有閑”的共同本質。
從上文我們清楚地看出京派觀念的歧出，乃是因為不同的人從諸如審美的、階級的、文化的等不同的視角看待京派的結果。 “京派是否存在”、“以怎樣形態存在”乃是一個主觀認識和客觀事實相矛盾的曆史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雖被多人片麵提及卻從沒徹底清理，尤其是正麵指認京派之派這個文化群落的原生態到底是什麼，過去多專注爭論本身或作家、作品及其文學理論的個案研究。為此，我們有必要透過種種偏於一隅的視角，在曆史的迷霧中揭示、界定、描述作為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的京派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