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春秋戰國顯示了中國整體之“天”分崩離析的凶兆和變亂世紀的傾向，它既是中國古典理性主義萌現的時代，也是原始生命力噴湧而出的時代。各種學說紛呈異彩並有大量悲劇發生。所以，春秋戰國也是中國的悲劇時代。
“逐鹿中原”顯示了代表原始生命力的蠻族對文明形式和政治中心的掠奪。經曆了春秋五霸，到了戰國七雄各領風騷殺伐漸歇的尾聲，代表最富生氣、最能囊括四海的民族，西蠻秦國和南蠻楚國進行了最後的爭奪。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是這種形勢的有力概括。最後以秦國擊敗楚國統一天下，楚國的悲劇詩人投江自沉結束了這場紛爭。這正契合著人類精神產生的一般規律：兩個民族的王持兵器和頭顱在舞台上進行政治競賽，得勝的民族的王取得王冠並占有了曆史空間，失敗的民族的王頭顱落地，整個民族都慘滅了，卻留下了詩歌、詩歌幻象，而取得對時間的永恒占有。
在這場熱火朝天的政治競賽中，張揚個體生命意誌和富於悲劇精神的事件是普遍的：如伍子胥為報父仇逃奔他國，然後興兵攻楚怒鞭仇人的死屍；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最後殺滅吳王夫差；麵對虎狼強秦的壓境，荊軻告別燕王太子丹，擊築而唱：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 ……無一例外體現了剝去文明外殼後赤裸裸的血腥擊殺。相對於這些，楚國詩人屈原身上的悲劇精神體現得更加充分。在日複一日的向父母之鄉訣別的過程中，怨恨之情不可遏止；跋涉於漫漫的流放路上，他眼前的景色幻化成詩歌幻象……在他遊曆了詩歌幻想的理想之邦後，最後終於自沉於溫柔的水之家園。屈原表麵上是一個棄臣，如他在詩歌中也反複陳述自己對楚王的忠誠；實際上他是一個真正的王，是楚國的集體祭司；是眾芳之最，是昆侖山上的頂峰，是駕馭羲和的高傲之神。總之，是政治角逐失敗後的精神的王。
其實，在這場以民族為單位的政治競賽中，沒有一個是最後的勝利者。秦國，也不是最後得勝的民族，而是承擔最後悲劇的國家。它的原始生命力沒有完全蛻化為新的政治形式：秩序井然的禮義之治。秦國的殘暴很快激起了各國人民的反抗，在楚漢之爭的新一輪競賽中，它頃刻瓦解了。但在秦始皇的兵馬俑中，卻保留了它威武的神態、奮戟而擊的姿勢和吞滅六國時排山倒海的氣概。總之，一切偉大的悲劇總轉化為藝術造型而顯示其努力奮爭的姿勢。
那麼，更深的悲劇何在？
%象征著征服、擴張的秦文化，它代表北方的武士和霸業傳統；象征著歌頌、漫遊和心靈深處日神和酒神舞蹈的楚文化，它代表南方的詩歌和棲居傳統。它們都誕生於民族居住的原初地，帶有鮮明的野性未化的地方色彩和人類早期的童年氣息。如屈原詩歌中的狐死首丘和他最終自沉於汨羅江；而秦國在滅亡時也未改其虎狼性格。
同時，在周王朝禮崩樂壞而諸侯混戰的時候，孔子懷著複興周禮的熱情，帶著他的弟子們周遊列國去推銷他的禮義之治，卻頻頻遭受冷眼，沒有國君的支持，他的計劃隻能泡湯；而在城邦互相廝殺的混亂世界裏，周朝圖書館的館長老子也在冥思和追問他的終極之“道”，並說：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當人們聽不慣他的道時，他就騎牛奔出函穀關，逃到沙漠之孤獨裏去了。孔孟的“禮”帶有世界大同理想的傾向，老莊的“道”則帶有萬物齊一的傾向。作為典型的世界主義者，孔子和老子都是道德主義者。隻不過儒教是以裝飾、儀典和對群體約束的“禮”為目標，是國家政權、意識形態“仁”和導源於天地秩序的等級製的合一。而老子則是剝掉外表裝飾和政治說教的神聖外衣，直達心靈中的終極之“道”，而表達了對人類個體的永恒關懷。作為形式文明之一的道德理性，它們共同構成對生命之樹的戕伐。
當秦國用武力統一中國時，它無限伸展的原始力量不能被整體和諧之“天”容納而分擔於政治形式中；相反，帶有世界大同理想的“禮”文化開始登上了大一統的國家舞台。這樣，原來並不能顯示其優勢的儒文化取得了對作為民族主義的秦文化的優勢；而老莊的逍遙精神也漸漸對屈原的悲劇精神進行褫奪。因此，這更深的悲劇就表現為：當各民族傾其武力爭奪世界霸權而互相殺伐時，以孔孟的“禮”文化和老莊的“道”文化為代表的世界文化，正暗暗進行著對以秦楚為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劫奪。
當楚國人項羽起義攻秦時，坑殺秦兵二十餘萬，一把火燒了秦國經營幾代的阿房宮，比起秦王的殘暴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漢王劉邦以軍事謀略戰勝項羽時，他能避免以暴易暴的後果嗎？當那個楚國辯士陸賈以詩書之禮勸說劉邦時，他先是不屑地說： “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但當陸賈說：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那個流氓皇帝劉邦居然能夠臉懷愧色，在中國實行禮義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