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中國北方草原民族在與中原民族的相互激蕩、融合與交流中，不僅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曆史話劇，同時也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不但有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創造，而且有絢麗多姿的精神文化創造。作為一種不同於一般地域文化的文化，草原文化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一、變異文字是草原文化的顯著特征
與中原民族一脈相承的漢語言文字不同，草原民族語言文字同屬阿爾泰語係分屬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滿 ·通古斯語族的有鮮卑文、突厥文、回紇文、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比如契丹文分為契丹大、小字，在遼代曾經是一種通行的文字，與漢文和突厥文並行。與契丹相似，女真在金代通用的是契丹文和漢文，同時又根據契丹文和漢文創製了女真文，其創製形式也分為大、小字。女真貴族統治集團，為了便於學習和利用漢族儒家經典，曾用這些女真大、小字譯製《孝經》千部，並設譯經所翻譯了諸如《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等大量漢文經史。此外，蒙古語言文字也是目前仍在廣泛流行和使用並還在發展與變化的語言文字。無論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和女真的語言文字，還是蒙古族的語言文字，相對於一脈相承的漢語言文字而言都迥然不同，可以說都有極大的由兼收而致別創的變異性。
二、宗教哲學是草原文化的思想載體
隨著原始氏族社會的解體並逐步過渡到奴隸製社會，草原先民在“穹廬”、 “蓋天”和“天圓地方”意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天視為自然界的陽性根源和永生不滅的靈體，從而形成了人為化的宇宙觀念“騰格裏（天）”。到了“星天翻轉，諸國征戰”的成吉思汗時代，這種曆來為草原統治者用來渲染和美化自己的“騰格裏（天）”，讓位於具有無神論特征和人本意義的“天力論”。忽必烈的“應天至誠”觀的提出和實踐進一步擺脫了薩滿教義天命觀的禁錮，從而以“至誠”對應“天意”即“道協天人”，成為一種人本哲學。在蒙古族以及整個草原民族的思想史上，成吉思汗的“天力論”和忽必烈的“應天至誠”觀占有獨特的曆史地位。可以認為，所有草原民族的哲學基本上是一種“宗教形式中”的哲學。
三、天文曆算是草原文化的認知科學
西漢時期，匈奴率先接受中原曆法。這種關於探索空間形式和時間序列的“天學”，直到“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在中原出現了一係列嶄新的發明和創造之後，才在草原民族中獲得較廣的傳播、較多的使用和較大的進步。匈奴的前趙首造 “渾儀 ”又設 “土圭”，羯胡的後趙創建天文曆法機構和天文台；盧水胡的北涼利用漢族知識分子趙歐為其製定《元史曆》，突破十九年七潤的舊潤法，提出六百年二十一潤的新潤周。成吉思汗的崛起和元朝的統一，又促使蒙古族的天文曆法進程發生新的變化。耶律楚材根據隨成吉思汗西征時所獲西域曆法編修了《西征庚午元曆》，在書中首創中國的“時差”理論即後來為歐洲人提出的“地理經度”概念。如此等等，都是草原文化在天文曆法方麵所取得成就的代表。同時，草原民族在數學領域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如元朝，經過成吉思汗三次西征，大批數學特別是像歐基裏德《幾何原本》這樣的古希臘數學名著的阿拉伯文譯本由中亞學者紮馬魯丁帶到中國，極大地激活了中國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