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與俄羅斯一個農業聯合體負責人簽好了一份協議——成立一個養殖基地，俄方出場地、人力、證件等，占公司30%的股份，我方出資金占公司70%的股份。因為投入比較大，我一時間籌不到這麼多錢，不得不與香港某獸藥公司（我以前的合作夥伴）以及哈爾濱一家銀行（當時的合作夥伴）合作。
在經過幾個月的緊張籌建後，養殖基地正式開業，但由於國內公司經常有業務需要處理，我便有些力不從心，經常是在一天之內需要同時處理每家公司的不同事務。於是，我將助理菲菲調到俄羅斯養殖基地代我管理，與她同在公司的還有我親戚的一個朋友名叫華峰，他會說俄語，由他擔任翻譯。
不到一年，養殖基地開始盈利，我也輕鬆下來，但就在這個時候，出乎預料的事卻發生了。
菲菲與華峰兩人是養殖公司的實際掌權者，我毫無防備地把一些權力下放給了他倆。但偏偏就是這兩個我最信任的人將我幾年辛苦得來的一切毀於一旦。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個下午，國內貿易公司的經理告訴我說公司資金周轉有些問題，需要三百五十萬現金。我便與菲菲聯係，叫她先把養殖公司的資金調回來應急。誰知幾天後，貿易公司的財務又打電話催我盡快將三百五十萬元轉到貿易公司的賬上，一些供應商的付款期都快到了。我本以為那天菲菲在接到我電話後就已經辦了這件事，但財務卻說沒有。我也沒想太多，於是又打電話問菲菲，她卻不在公司。我便叫那裏的一位副總接電話，問最近有何變化，菲菲到哪裏去了？副總說沒什麼變化，菲菲這幾天沒有來公司，隻說她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處理，跟華峰一起走的。
當時我第一反應就是他們是出去旅遊了，可那個副總卻告訴我，他倆可能是背著我搞到一起了。我將信將疑，便吩咐那個副總速到銀行查賬，順便轉三百五十萬到國內的貿易公司。
我在屋裏踱來踱去，時間似乎過得異常緩慢，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再想更覺得問題嚴重了，可又無法立刻飛去俄羅斯核查，這種無形的恐慌讓我不敢往最壞的結果去想。我又拿起電話打給俄羅斯的養殖公司，那副總還沒有回來，隻能告訴員工待副總回來馬上給我電話。
漫長的等待等來的卻是最壞的結果，副總從銀行出來後立刻打來電話，說公司賬戶空了，辦理人就是菲菲和華峰。突如其來的結果讓我幾乎瞬間崩潰，來不及去思考，根本無法接受這是真的，全身軟如爛泥，隻希望這是一個夢。
我應該是無法承受這種打擊的，但最終還是拿出超越本能的毅力去麵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報案之後俄羅斯警方根據線索進行追查，警方從機場查到兩人已從烏克蘭首都基輔搭機至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於是警方又聯係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警局協助抓捕疑犯。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原來布達佩斯其實是兩個城市，一個是布達，一個是佩斯。等到布達佩斯的警方來電話才得知兩人已在昨日出境而不知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