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是片麵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神化個人，忽視群眾和集體作用的思想和行為。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活動中，注意貫徹民主集中製，實行集體領導，反對突出個人，搞個人崇拜。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鬥作風，製止歌功頌德現象。1954年起草憲法時，毛澤東刪掉了過分稱頌他的條文，他指出：“鑒於種種曆史教訓，鑒於個人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們黨的曆史經驗，肯定了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崇拜的原則。1957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成功，黨的一些領導人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誇大個人意誌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康生這些個人野心家則更竭力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樣，領袖很難受到製約與監督，使黨失去了及時糾正錯誤的能力，終於釀成“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惡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做出了一係列重大決策，肅清個人崇拜的影響；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把“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列為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基本原則之一：“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
命令主義
用強迫命令和懲辦主義去推動工作的一種領導方式。其主要表現是不根據實際情況和群眾的覺悟程度，憑個人的主觀願望決定問題，提出過高的口號和過“左”的政策，違背群眾自願的原則，強製群眾起來行動。命令主義的工作不是對人民群眾負責，不相信群眾自己能夠解放自己，而是站在人民群眾之上，代替群眾鬥爭，恩賜群眾解放，命令群眾行動。這種行為脫離人民群眾，引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命令主義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封建主義特別是家長製思想的影響，使一些擔負領導工作的人容易形成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毛澤東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
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
毛澤東在1943年6月1日，為中共中央所寫的決定《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提出的。它是共產黨進行任何工作時必須采用的基本方法之一。要求領導人員和領導機關在進行任何工作時，既要有普遍的號召，以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又必須具體地直接地將所號召的工作，在若幹單位中深入貫徹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這種方法可以考驗領導提出來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可以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使一般號召不至於落空。這種領導方法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同工作方法結合起來，因而具有科學性、實踐性。
領導與群眾相結合
1942年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指出，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種工作，都必須采用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具體說，任何單位都必須有一個以該單位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他們是在群眾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他們積極、正派、機敏，團結一致，密切聯係群眾。通過他們，在工作中調動和組織群眾的積極性，把上下兩方麵的積極性結合起來。如果隻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如果隻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和引導，群眾的積極性便不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這是黨的曆史經驗總結，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在工作方法上的具體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