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階級社會裏，國家在執行社會管理職能所依靠的或借助的，不再是社會風俗和習慣，而是作為國家的政治基礎的公共權力。國家所代表和維護的公共利益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階級對抗的社會狀況下，這種利益實際上隻是少數人的利益。因此，國家要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實現這種利益，就必須借助於國家權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國家在執行其社會管理職能時，客觀上與國家的政治統治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了。馬克思、恩格斯確實認為，國家作為一種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的機構，其管理活動是由統治積極性質和任務所決定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國家所執行的政治統治職能的活動是絕對的，完全可以撇開社會管理職能而獨立地自足地存在。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曆史事實已經充分證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隻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這就是說，在國家活動中，政治統治與社會管理職能相輔相成的關係的另一方麵是，政治統治的維持又必須以執行某種社會管理職能為基礎。
馬克思在分析古代印度社會時，就反複強調了“公共工程部門”的重要性。他指出，國家履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對緩和社會矛盾，維持階級統治，實現統治階級利益具有重要意義。不列顛人在東印度的統治執行的是從他們祖先那裏接受下來的財政、軍事職能，卻完全忽視了“公共工程部門”，即完全忽視了“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因此，他們不能按照不列顛的自由競爭原則——聽之任之原則——來發展的農業便衰落下來了”。經常發生的饑荒，才使他們最後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種行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得出結論認為，政治統治隻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繼續下去。
所以，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並不是彼此獨立而自足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這種相輔相成一方麵是通過互相依靠和“借重”來實現的，另一方麵則是通過職能融合或滲透的方式來實現的。易言之，在國家所執行的某些事務上融合或滲透著政治統治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
在國家被“發明”出來後，國家在執行協調社會階級關係的政治統治職能時，必然要承擔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而且這種管理在分裂為階級的社會中也必然具有很強的階級性，甚至以階級對抗和鬥爭的方式來管理。這一點，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是這樣，在每一個國家政權的創始之初也是這樣。另一方麵，隨著以現代生產和技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在承擔對生產的領導的同時，深刻認識到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如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麵轉化成國家財產的必要性，認識到對這些大規模的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本身的政治統治的性質和意義。
國家職能被人為地劃分成對內與對外兩個部分，並不能掩蓋國家職能質的統一性，即國家的對外職能同對內職能一樣，既有社會性即社會管理性，又具有很強的階級性即階級統治性，是政治統治與社會管理兩種屬性的統一。不同階級國家的對外職能的性質和內容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剝削階級的本性決定了剝削階級國家的對外職能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這是與它們確立在私有製和階級剝削基礎上的內部職能所具有的壓迫性和剝削性相對應的。曆史的事實已經表明了這種對應性：剝削和壓迫本身的經濟動機決定了國內的階級壓迫和剝削，最終必將發展為對外的侵略和擴張；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政治動機決定了為鞏固內部的階級統治，必然會鋌而走險，走向對外侵略和擴張。這是國家對外職能的階級統治性的一麵。另一方麵，國家對外職能還具有明顯的社會性，即國際層麵上的社會交往、社會合作等，這可以稱得上是國際層麵上的社會管理。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對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對外關稅製度的分析，雖然資本主義對外關稅是基於國內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而建立起來的，但整個資本主義關稅製度的形成，則是資產階級國家彼此對話、合作與妥協的結果，體現的是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競爭、合作管理國際社會事務。
第四，社會發展水平和狀況決定國家的職能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