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現在隻講我做學問的主要經過和為什麼會把重點放在孔學及中國思想史方麵。
從1913年到1920年，可以說是我入私塾、死背經書時期。我生在福建的德化縣，這個縣到處是山林而又崎嶇不平，非常閉塞，全縣隻剩下一個前清舉人，聽說隻他有一部《史記》而又秘不示人。我邊在農村做農業勞動，邊人私塾讀書，被拉去在“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神位”前行開學禮以後，就是天天死背儒家經書，背得最熟的是“四書”，光背誦而不了解其意義，真感痛苦；一直到了懂得它的內容之後，才覺得幼時死背書的好處，自恨沒有多背些古書。現在無論是自己和別人的有關著作，哪怕隻差一個字，我一看就知道其非原文。這比之一部分中青年人，我和讀過私塾者都是占了便宜的。內地崇拜孔聖人的空氣非常濃厚，我當然也不可能不是一個尊孔者。
到了二十年代的前半，是我去永春打學問的基礎時期。永春是我的鄰縣，我稱它為第二故鄉。那裏有一個省立中學，校長是前清舉人鄭翹鬆，他也是一個有名的詩人。他藏書相當豐富，我就向他借先秦諸子書來讀。這麼一來，有得比較，我就逐漸對孔子和諸子一視同仁了。我的知識就擴大到諸子的哲學，《史》、《漢》的史學，唐宋八家的文學等等，特別是用功研究韓文、《史記》、《莊子》，也能背誦其大部分，主要目的在於模仿寫作古文。後來把文稿帶去北京發表，張恨水、梅光羲等都看出我對於韓文研究有一定基礎。
我堅決要離開文化很低的家鄉到文化很高的北京去深造，遇到的阻力可真不少，有經濟……卜的阻力，有思想上的阻力，我主要的回答是：我寧願到北京餓死，也不願留在家鄉平安地過一生。”人生無處不青山”，“死到沙場是善終”。
從1925年到1928年，是我獨自遠上北京從師問學時期。我囚閩南發生戰事遲到，來不及報考新開辦的清華學校研究院，於是特去拜望王國維，請他指示“應當怎樣研究經學，要從哪些主要著作人手”。他麵談和複書都指出段（玉裁）、王（念孫）著作和《史記》、《漢書》等書的重要性。他勉勵我：“年少力富，來日正長，固不可自餒，亦不可以此自限。”這是我到北京第一次得到的前輩鼓舞和深刻教育。我從王老師這人想到許多重大問題：他隻有大學問而沒有什麼大資格大名氣，可見一個學者在實學而不在什麼虛名。他寧做教授，不做院長，足見學術專家的地位和貢獻並不下於行政領導。他的《殷周製度論》、《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等書，令人想見學術專著在精不在多，左質量不在數量。他在政治思想上是清末遺老，在學術成就上幾乎首屈一指。學術與政治並不完全一致，我們固然不好以其政治傾向而否定其學術貢獻，可也千萬不要以其學術貢獻而肯定其政治傾向。他對於古文字學的基礎比同時的學者都好，所以他研究殷周古史的成就也比同時的學者都大。我對於他特長的甲骨文未免望而生畏。同時，我又把關於評論先秦諸子思想的一本稿子請梁啟超指正，他用“更加覃究，當可成一家言”等語來鄭重勉勵我。由於我在中學時代就仰慕他的大名，多讀他的大作，一旦接到他的來書，真是喜出望外，無比感動。從此時起，我更加努力研究先秦諸子思想。這也是我決心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正式開始。梁啟超等在教育上真是“循循然善誘人！”
當時的北京學術界，僅北京大學研究所的導師，文字學方麵有沈兼士等，舊文學方麵有馬裕藻、江瀚等，新文學方麵有周作人、劉半農等，曆史學方麵有朱希祖、陳垣、柯劭態等，考古學方麵有俄人鋼和太等，藝術方麵有葉瀚等，西洋哲學方麵有陳大齊等，佛學方麵有梅光羲、李詡灼等。陳寅恪也招青年學子跟他考證梵文本某佛經。權威學者群集北京，真是極一時之盛！
我覺得很需要多方麵地向他們學習，而又自苦沒有多少工夫去向他們學習。結果隻能就曆史學、哲學、佛學等方麵去向這些專家質疑問難。生平師長之多，以此時為第一。好在北大研究所和清華研究院不同，它全是自學，沒有年限，用不著上課，因此我非常滿意，主要生活是：一、經常去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看書；二、訪問各導師，同他們談論學術問題；三、自由地間斷地去聽一些課和學術報告。但因為我很窮，住不起公寓，隻好住在宣武門外的永春會館裏，從城南到城北，距離很遠，每次跑來跑去，既浪費時間，又疲勞不堪，難免影響了我專心一意的學術研究。
我在北京求學時期，正因為不必上課，就先後考上兩個研究所，以資比較。另一個是孔教大學研究科，校長是康有為的高足陳煥章，聽人家說他既是前清進士，又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我也很想“識荊”與受業。沒料到我考進後，他約我談話，要我：第一，精讀董仲舒、何休的著作，認為董、何的看法才足孔子的看法；第二，對孔教要先信後學，不信孔就不能學孔。我一聽見，大起反感，就開始同他辯論，以為：第一，漢代經學分為今文古文兩個學派，今文學派的許多奇談怪論反而不能代表孔學；第二，我們做學問，應當先學後信。因為先信後學是主觀的，是宗教家的語言；先學後信是客觀的，是科學家的語言。他要我寫出關於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書稿，我交上後，他又叫我去談話，說我大方向不對頭。我此時覺得我們彼此已經沒有共同的語言；加以後來的一個冬至節，他在孔教大學內大庭中舉行祭天大禮，小菜一碗一碗地排列到十來桌之長，他獨自一個人頭上戴一個自做的大概是竹片做成的什麼古冠，大講“複，其見天地之心乎”的經文，醜態百出，令人作嘔！我自有知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遇見哩。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去上他的當了。我心中想著：我是來北京求學的，不是來入教的。北京高等學校中，北大和孔教大學，真是處於對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