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的經濟學家總喜歡用數字說話。談到一國經濟，必定是GDP增長了幾個點，通貨膨脹下降了幾個百分點，或者就業率提高了幾個百分點。這些數字當然是重要的，但讓人感覺更真實的也許並不是這些冰冷的數字。
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曾應賓州公共廣播公司電視台之邀拍過一部題為《自由選擇》的電視片。電視是針對大眾的公共媒體，在對比西德市場經濟與東德計劃經濟的優劣時，他沒有用什麼統計數字，而用了這樣的事實：“在牆（柏林牆）的一邊（聯邦德國），街道燈火輝煌，商店裏滿是熙熙攘攘，興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購買來自全球的貨物。另外一些人奔向眾多的電影院和其他娛樂場所。牆的另一邊（民主德國），街道是空空蕩蕩的；城市灰色而蒼白，商店的櫥窗毫無生氣；建築物表麵積滿了汙垢。”他的結論是：“在東柏林待上一個小時，就足以理解為什麼當局要修那堵牆了。”
講到這兩個經濟，弗裏德曼沒有引用任何數字，但你肯定會感到，這些事實比數字更有說服力。如果你真的去看數字，民主德國的成就也輝煌得很呢！民主德國的政府當局可以造數字，但不能造事實。這正是商業繁榮程度這種生活化經濟指標比統計數字更有說服力的原因。
即使統計數字是科學地計算的，往往也不如活生生的事實有說服力。國外一些經濟學家對我們的統計數字經常有懷疑，但隻要來中國實際生活一段，他們就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心悅誠服。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前後都來過中國的人，這一點感受更強烈。他們根據的往往不是報紙上的統計數字，而是一些來自生活的經濟指標。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經提出過觀察英國經濟複蘇的六項“民間指標”：第一，新車銷售量大大增加；第二，司機需求量大大增加；第三，出現置業人潮（房地產熱）；第四，赴海外度假者大大增加；第五，純種狗和純種狗主人同時增加；第六，女性做隆胸手術者與女性胸圍尺碼俱增。這些指標都是完全生活化的。如果經濟沒有複蘇，有多少人有心情去買車、雇司機、買房、養純種狗，或隆胸？經濟好了，人們有能力了，也有這份閑心了，才有心去做這些奢侈的事。這些生活化的指標沒有GDP那樣具體而準確，但反映的經濟狀況不比那些幹巴巴的統計數字更具體而鮮活嗎？如果把這些指標用來觀察我國的經濟，這些年汽車和房地產銷售熱，養寵物的人增加，女性美容、整容者增加，不也是經濟發展迅速的標誌嗎？無論你對統計數字有多少懷疑，當你看到路上的車水馬龍，城市的高樓大廈和越來越時尚、漂亮的女性時，你不能不為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所折服。
類似這樣的生活化經濟指標還有不少。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評論美國經濟增長時提出了一個GDP重量的指標。他講美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時，不是說GDP增長了幾個百分點，而是說GDP變輕了。這就是說，過去組成GDP的主要是煤、鋼鐵、石油、水泥這些重量大的東西，現在主要是服務業、電腦、互聯網這些重量輕，甚至沒有重量的東西。GDP重量變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GDP的組成變了，如勞務已在GDP中占到四分之三左右；二是物質產品的重量輕了，如現在的彩電、電腦比當初輕了許多；三是產品與勞務的科技含量高了，附加值也高了，如現在的機床安上了電腦成為數控機床，重量輕了，附加值高多了。GDP在增長的同時變輕了，正體現了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特點——以技術進步為主心以及產業結構的轉變。用重量來衡量經濟增長形象而富有說服力，這不正是一切經濟的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