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英之間對於中印邊界問題並無多少原則性的分歧，畢竟英國人自知殖民地得來的是靠了當初雄霸四海的武力，對於已經崛起的東方帝國，不列顛的榮光再也無法掩蓋它的虛弱。一向識時務的英國本來就存著能保本求利的心思，對於割讓印度的土地換取自己殖民體係的維持還是相當認可的。那麼要如何認識中印邊界談判的眾多難題和障礙呢？國際關係學者卡梅農在太初十五年初出版了一份《關於英中遠東高原地區勘界衝突的報告》，主要是從權力鬥爭、國內阻力、民族文化心理以及第三方因素等角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第一，爭奪地區權力阻礙中印邊界談判。中印邊界爭端最初是上世紀英國殖民侵略所致，但此次英國為了轉嫁國內對德奧合並的不滿而主動挑起的邊界問題後，這一邊境問題終於被激化，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這與印度精英試圖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建立霸權和尋求印度的獨立有關，可以說是印度在英國殖民勢力削弱後一次抗爭的嚐試。印度學者凱沙夫?米什拉就認為，中印紛爭不僅是邊界爭端還是權力鬥爭，雙方誤解隻是加劇危機。實際上，印度各派領袖主要是指責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南亞謀求替代英國“霸權”目標阻礙邊界問題處理，如夏爾馬等人認為，“如果中印邊界問題沒有處理，不是因為（英印）政府沒有在合理基礎上處理問題的興趣，而是因為潛存著中國戰略立場之下的長期的、野心勃勃的目標。”莫漢?古魯斯瓦米等人甚至認為，中國是不受公共輿論妨礙的國家，在邊界問題上不願做出讓步，原因是對在亞洲唯一能挑戰中國尋求領導地位的印度的根深蒂固的敵視和懷疑。
第二，國內政治製約邊界談判。邊界問題屬於外交問題，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邊界談判毫無疑問會受到各種國內因素的影響和製約。卡梅農在他的論文中指出，“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決策過程能影響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英國毫無疑問應該對這個東方帝國介入南亞次大陸的動作有所警覺，實際上無論是國內的安全分析家、外交機構以及軍隊，中國的統治者、國防軍以及日益發展的安全團體，都尋求影響對方的政策，……國內政治有潛力推動雙邊關係走向更加衝突的方向。”這位英國學者主要是分析了兩方議會、政府以及媒體對包括邊界談判在內的邊界問題的影響。
議會對中印邊界談判的限製，主要來自於1918年11月7日英國下議院通過的一項“印度地區地位問題”的議案。卡梅農認為英國要處理邊界爭端就需要修改1918年決議，這等於讓張伯倫政府承認從一戰後日不落帝國最後的輝煌中走向了沒落，親手揭開英國人的傷疤，必將終結這位瘸腿首相的政治生涯。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一決議實際上已經失效，因為在南非問題上，英國議會曾經通過的一項議案，向當地的布爾人進行了領土和有限獨立權利方麵的讓步。然而，按照英國憲法的規定，印度所有的領土變更必須獲得英國上下兩院議會的批準，英國政府本身並沒有和其他國家簽訂條約解決印度領土爭端的權利。
在中印談判方麵，英國政府的問題不僅僅是沒有最終決定權，還有現任政府缺乏強有力的執政基礎，而處理邊界爭端要求兩國都有強大政府，這一點上英國無疑是存在缺憾的。一戰結束以來，英國雖然一直是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算得上政局穩定，但是沒有一個政黨能在議會占據決定性地位，加之張伯倫政府已經在歐洲德奧合並問題上失分，無疑在印度問題上退讓的空間就變得狹小了，這也不利於與蒸蒸日上的中國開展邊界談判，“盡管全國上下日益意識到我們幾乎沒有機會收複失地——無法進行一場代價難以接受的大戰——但在現階段的英國沒有政府能夠做出涉及大片領土的讓步，特別是這些中國侵略之下英國不得不放棄的。”張伯倫政府無力與中國達成妥協，也無法讓議會和公眾走向最終妥協。卡梅隆抱怨，在最近幾年中國和英國關係比較積極時，(英國)沒有一個首相能夠或者敢於通過教育公眾觀點形成國內共識，抓住機會與中國進行認真的談判，以便劃定與雙方實力相符的邊界。在這種喪師失地的情況下，想通過談判奪回被中國強占的印度土地幾乎是妄想，偏偏通過退讓來阻止中國得寸進尺的路又不是張伯倫能走的通的，於是隻好拖延下去。
中印邊界爭端擴大化以及難以處理，英國媒體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在英國反對派和媒體的共同作用下“受害者心理”成為英國人對華集體恐懼和反感的心理。卡梅隆還指出，“在遠東邊界戰爭失敗的羞辱在英國報界產生了凶猛的反中浪潮，就這點看甚至讓任何敢於嚐試讓步的政府都會被打上出賣國家利益的標簽。……英國媒體的坑爹曆史源遠流長，平時無風三尺浪，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不有風浪一丈才怪呢。於是在英國媒體上，許多攻擊中國的新聞是自發性恐懼、嫉妒、焦慮以及咆哮的混合物。一時間幾乎讓大家以為中華民主帝國的大炮已經在樸茨茅斯登陸了”卡梅隆還認為，倫敦的紙質媒體和無線電媒體有責任顯示自製，特別是涉及敏感問題方麵，如果能夠避免不負責任的評論和想法，英國政府的談判地位將大大提升，回旋餘地的增加或許還有徹底消除中英之間戰爭威脅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