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用人藝術，是同他的人才觀緊密相連的。毛澤東認為，事業造就人才，人才開拓事業。對20世紀的傑出人才，他曾給予高度的評價。比如，他評價孫中山是“中國民主派的旗幟”；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評價葉劍英是“呂端大事不糊塗”；評價鄧小平是“人才難得”。這說明，毛澤東非常重視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麵，毛澤東一貫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把上述兩個方麵結合起來，相輔相成，形成了毛澤東關於人才問題的基本觀點，也體現了他關於人才問題的辯證思維藝術。如果沒有特定的曆史時代賦予人們一定的曆史使命，決不會出現孫中山、魯迅等傑出的人才。因為他們是在完成一定的曆史使命中獲得成功的。他們之所以成功，又因為他們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並善於從實踐中不斷成長、提高，不斷地把握規律，解決矛盾，從而在事業上有所開創。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毛澤東十分重視識才、用才和育才。領導者不可能樣樣都高明，但必須有超群的用人才幹，必須具有高超的領導才能。1967年6月，毛澤東在與吳冷西的談話中，闡述了他對劉邦領導才能的看法，稱讚劉邦很會用人。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主要就在於用人得當從而取天下。劉邦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抗日戰爭時期，大批大批的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從全國各地奔向延安，充分說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卓越的用人才能。
毛澤東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1938年10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指出，黨要領導中國幾萬萬人民進行偉大的革命鬥爭，必須有計劃地培養“多數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解放後，他一直關心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不但親自製定教育方針，而且不止一次地親自講述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指出教育教學改革的方向，強調德智體的全麵發展。其育才的用心何其良苦。
毛澤東不僅善於借鑒古代政治家的用人之道，提出了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而且緊密結合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善於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果斷地組織幹部隊伍和建立領導核心；他長於處理各個方麵的關係和矛盾，堅持“五湖四海”，團結廣大幹部；他善於運用辯證的觀點識別人才，並能用人所長；他具有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護人才，以及注重理論聯係實際，在實踐中磨煉人才的獨特風格。他不止一次指出，人才的成長離不開火熱的鬥爭生活，要在群眾鬥爭的大風大浪中經風雨、見世麵，與實踐相結合，與工農相結合。
在毛澤東人才觀和幹部路線的指導下，我們黨十分重視幹部隊伍建設，在不同曆史時期，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適應革命、建設和改革需要的領導骨幹和宏大的幹部隊伍。正是因為有了一支在經受多種考驗中不斷得到鍛煉提高的幹部隊伍，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堅決貫徹執行黨在各個曆史時期的正確路線，我們黨才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五、把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貫穿
領導活動的全過程，始終如一地堅持一般
與個別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
1943年，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以延安整風為背景，站在戰略的高度，提出了他關於領導方法的著名的“兩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事實上，兩個結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又從一般到個別的過程，都是辯證方法和群眾觀點在領導工作中的具體應用。拿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來說，所謂一般號召，就是指領導者把從群眾中集中起來而形成的各種政策、方針、口號、綱領等，又回到群眾之中，進行廣泛宣傳、動員、號召，以期得到群眾的了解、認同和支持，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隻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幹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它單位，就無法考驗所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無法製定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落空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