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義彬、熊慧
2006年1月，一個改編自影片《無極》的“惡搞”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在網上廣為流傳。2月12日，《無極》的導演陳凱歌公開怒斥“饅頭”作者無恥並表示將對簿公堂，兩周後，雙方宣布和解。這場訴訟風波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於“惡搞”視頻的廣泛關注，一場關於“惡搞”的爭論在互聯網上迅速蔓延開來。
本文所關注的正是這一網絡熱點問題。本文著眼於公眾在上述爭論中的意見和立場，考察公眾的話語與官方話語以及“惡搞”作品的視聽話語之間的互動關係，據此透析以網絡新技術為載體的拚貼文化背後的權力關係。上述分析將沿著三條路徑展開：首先，對有關“惡搞”視頻的留言帖進行收集和分析。本文選擇了“天涯社區”中的《天涯雜談》這一欄目，對2006年1月至2007年1月評價“惡搞”視頻的34篇留言帖進行了分析與歸類。然後，進行簡要的內容分析，本文對包括《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分家在十月》、《閃閃的紅星》和《中國隊勇闖世界杯》在內的十部代表性作品的主題及手法進行了分析與歸納。[在對視頻作品的選擇上，本文參考了門戶網站“網易”的“科技頻道”中列舉的《中國網絡惡搞視頻終極排行榜》，詳見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15RB/egao.html。]最後，考察結構性的社會製約力量，主要關注各大報紙對於“惡搞”現象的輿論引導和廣電總局對於網絡視聽作品的政策規製。經由對“惡搞”視頻、網民和廣電總局以及各大報紙的相互關係的闡述，本文力圖厘清以下幾個問題：網民們如何看待“惡搞”視頻？他們在有關“惡搞”的爭論中分別占據何種立場？作為一種流行文化形式，“惡搞”視頻采用了哪些視聽話語？這些話語是如何獲得網民的認同的？在上述爭論中，結構性的社會製約力量扮演了何種角色？它們所代表的官方話語與視聽話語以及公眾話語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基於這一關係，我們該如何評價以“惡搞”視頻為代表的網絡拚貼文化？在一一回答上述問題以前，我們先對“惡搞”這一流行詞彙的產生發展曆程做一簡單的回顧和界定。
一、界定“惡搞”：拚貼文化的症候
惡搞，又稱作“KUSO”，是日語中一個用於發泄不爽情緒的口頭語，意思是“可惡”或者“糟透了”。在日本的遊戲界，“KUSO”最早演變為“惡搞”的代名詞。上個世紀末，大量取材自動漫、遊戲的幽默文字和圖片在台灣的遊戲討論區流行開來，隨後又蔓延到香港和內地。在這場“惡搞”潮的傳播中，互聯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實際上，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隨著第二次傳播革命的推進，網絡就開始越來越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數字化的網絡將線性的模擬訊號拆分為可以隨意組合的位數和字節。以網絡為依托，在“0”與“1”的世界裏，人們可以自由地處理各種信息資源，無論是文本、歌曲還是電影，隻需要一個互動程序，它們就可以被分解、調整、采樣和再組合。理論上，隻要擁有網絡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創作者，這極大地改變了文化創作的內涵。一個小小的鼠標，幾個必要的軟件，一些既有的文化資源，幾乎構成了創作的全部。正是伴隨著這種內容的碎片化和創作的平民化趨勢，一種新的文化樣式——拚貼文化開始出現。
顧名思義，拚貼文化就是將各種既有的文化資源予以重新拚湊、改裝和整合，既而形成新的作品。“惡搞”視頻正是這樣一種文化形式。視頻的創作者們利用基本的流媒體技術，包括視頻格式轉換、壓縮、切割、合並軟件的應用等，將傳統或經典的主流文化資源創造性地複製、拚接、轉化，進而形成的新的誇張、滑稽的作品。在幾乎所有的“惡搞”視頻裏，我們都可以看到各種被移花接木的圖像、聲音或場景，各種文化資源被重新整理、編輯和組合在一起。對於“惡搞”視頻而言，拚貼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憑借對既有文化資源的占有和利用，“惡搞”視頻得以快速地製作和傳播，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麵，由於挑戰了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獲得的關注越多，“惡搞”視頻受到的批評就越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