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鳴：超越“惡搞”
一般說來，網絡“惡搞”視頻的題材非常廣泛。幾乎所有的社會熱點問題，無論是顯現的還是潛在的，過去的還是當前的，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都可以成為“惡搞”的對象。文化熱點人物、作品或事件，如《芙蓉姐姐傳奇的一生》中的“芙蓉姐姐”，《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中的電影《無極》，《閃閃的紅星——潘東子參賽記》中的青年歌手大獎賽，《狙神傳奇》中的“CS熱”；社會權威機構，如《分家在十月》中的央視，《中國隊勇闖世界杯》中的中國足聯和男足，《春運帝國》中的鐵道部門；國際時事，如《鳥籠山剿匪記》中的美伊問題等等，是“惡搞”者最為青睞的題材。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惡搞”視頻的兩個“超級主題”：一是解構社會權威，包括權威機構，擁有政治、文化權力的精英，以及這些機構、精英們奉為“經典”的文化、道德觀念；二是解構商業化，包括大眾媒介內容的娛樂化趨勢、商業性炒作事件、流行文化的名人以及各種文化產品。基於特定的社會曆史語境，這兩類主題在“惡搞”視頻中得以不斷呈現。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社會的深層權力關係發生了巨大的震動，“經濟發展”上升為與“政治穩定”地位相當的主導性話語，部分填補了“文革”以來的意識形態的空白。然而，市場力量的引入並沒有從根本上緩和社會普遍的焦慮情緒，相反，商業邏輯大行其道。在貪汙腐敗、失業、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之外，文化的娛樂化、淺表化，學術腐敗以及青少年的價值危機等成為新的社會隱憂。因此，人們認同“惡搞”視頻的動力在於一種“情緒的寫實主義”，即人們都認識到了現實的不完滿，並由此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焦慮和反感情緒。“惡搞”視頻在內容上固然是扭曲變形和非真實的，人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這些視頻對社會權威和商業化的諷刺和省思，契合了人們對曆史和現狀的不滿以及他們無處發泄的鬱悶情緒。“惡搞”視頻在真實地反映人們的情緒的同時，也為這種情緒提供了傾瀉和舒緩的便利渠道。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一些網民認同了“惡搞”視頻的文化政治立場。
此外，“惡搞”視頻呈現上述主題的手法也是它獲得認同的機製之一。“反諷”是許多“惡搞”視頻的“殺手鐧”。作為一個修辭學概念，在蘇格拉底以前，“反諷”具有負麵的內涵，它表示說大話或輕蔑，“含有狡猾、嘲笑、偽裝和欺騙之意”；蘇格拉底之後，人們將它定義為“意義與所說的相反”。近40年的修辭學、文學和現代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參見曾衍桃：《40年反諷研究》，《學術研究》2005年第10期。]對反諷形成了一些總體性的認知：反諷的深層結構隱含某種否定或矛盾；反諷暗示著批評；對它的產出與認知都要借助共享背景知識，等等。簡單地說，“反諷”就是正話反說以達到批評的目的。因此，“惡搞”者們會使用中國隊勇奪“大力神”杯的情節來表達對醜聞不斷的男足及足聯的不滿；毫不吝惜地堆砌各種溢美之詞來表達對“芙蓉姐姐”炒作事件的厭惡；用懸念迭起、引人入勝的破案情節來表達對電影《無極》硬傷累累、製作粗糙的反感。“惡搞”者們從不直接批評其目標，而是通過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敘事手法來達到其諷刺、批判乃至顛覆的目的。這是使觀眾產生認同感的另一重要機製：“反諷”手法使視頻成為開放的文本，具有主旨上的模糊性和多義性，觀看的過程同時也是對言外之意的猜測和理解的過程，最終，隻有與作者擁有同樣背景知識的人才能指認文本的“真實意義”。這種極具參與性的語言遊戲可以將觀眾召喚到視頻文本所設定的主體位置上，促成觀眾對文本意義的認同。
正是在上述兩方麵機製的作用下，公眾的話語與“惡搞”視頻的視聽話語發生了結合，部分網民認同了“惡搞”視頻的文化政治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