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廣電總局就出台了《信息網絡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類節目監督管理暫行辦法》（166號文件），約束網絡影視作品的傳播。依據該規定，隻有“持有《網上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類節目許可證》”者，“方可開辦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廣播電影電視類節目的業務”。2003年1月和2004年7月，廣電總局又先後頒布了《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的15號令和39號令，規定隻有取得了《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15號令中表述為《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者，方可從事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業務。根據這兩條辦法，互聯網上的電視節目和視頻短片，均屬廣電總局的管理範圍之列。這也就意味著，像“惡搞”視頻這樣的網絡作品，由於具有“向公眾傳播”的目的，必須取得許可證才能在網上發布。不過，由於互聯網的特殊性，上述辦法在具體操作上存在有很大的困難，這也為2006年的網絡“惡搞”熱埋下了伏筆。《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隻是揭開了這場熱浪的序幕。之後幾個月，各類題材的“惡搞”視頻在網上層出不窮，尤其是《閃閃的紅星——潘冬子參賽記》、《鳥籠山剿匪記》、《分家在十月》、《春運帝國》、《中國隊勇闖世界杯》、《狙神傳奇》、《後舍男孩》、《芙蓉姐姐傳奇的一生》等短片，更是引起了空前的關注。僅《鳥籠山剿匪記》一片，才發表一個月，其點擊率就超過了百萬，讚助該片的“六間房”網站最高時達到了每小時1萬次的點擊率，一度引發網站癱瘓。[謝瑩、蔡騏：《惡搞：從媒介文化到媒介經濟》，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5733/78294/5392643.html，2007年2月12日。]在這樣的前提下，自2006年8月以來，有關廣電總局將再度加強網絡規製的消息愈傳愈盛，也就不足為奇了。
網絡視頻的風行與廣電總局日趨強硬的規製態度似乎給我們這樣一種印象，即“惡搞”視頻是與官方相對，是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反的。事實果真如此嗎？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一股以反西方（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為特征的民族主義浪潮在國內興起，並在官方話語和媒介的公共話語中占據了顯要的位置。這一社會語境在許多“惡搞”視頻中得到了非挑戰性的呈現。如《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中》的“真田小隊長”的形象，《中國隊勇闖世界杯》中對於日本足球隊的評論等。民族主義敘事的頻頻再現表明，“惡搞”視頻無法完全過濾主流意識形態在其視聽話語中的發聲，二者間存在著某種“暗度陳倉”的關係。不過，這種“暗度”行為並非任何外力作用的結果。在各大報紙刊發的批評文章中，“惡搞”視頻的民族主義傾向湮沒在了“威脅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論斷中，即是明證。
既然“惡搞”視頻並非真的“無惡不作”、“罪大惡極”，為什麼還會引起主管部門和報紙如此強烈的反應呢？實際上，官方立場日趨強硬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惡搞”視頻本身，也就是說，視頻的內容和藝術品質並不是他們最主要的關注點。真正令主管部門擔憂的，是透過“惡搞”視頻的傳播和流行所顯示出來的網絡新技術的潛力。廣電總局早在2000年就啟動了對網絡視聽作品傳播的許可製度，但在具體執行時卻收效甚微，原因就在於網絡新技術極大地降低了內容規製的可操作性。一方麵，網絡視聽作品的傳播方式創新的速度遠遠超過政策法規調整的速度。另一方麵，網絡自身的特性加大了內容規製的難度，包括無中心、跨國界的信息傳播方式，網絡使用者作為信息的傳送者和接收者的雙重身份，網絡使用的匿名性等等。因此，即使在廣電總局先後出台三條“辦法”整治網絡視聽作品的前提下，“惡搞”視頻仍可以在2006年迅速傳播並掀起熱潮。而這股熱潮反過來又使主管部門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加強網絡規製的緊迫性。國內報紙在2006年8月突然展開的輿論“轟炸”，是對內容規製的必要性的鋪陳，同時，也從側麵反映了主管部門對於網絡規製的緊迫性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