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將“惡搞”定義為“草根”與“精英”的對抗，就如同將一把“莫須有的矛”對準了一把“莫須有的盾”。這並不是說“草根”和“精英”不存在，也不是要否定“惡搞”視頻在文化政治上的顛覆性和抗爭性。這裏想要強調的是，“惡搞”視頻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衝破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的分野，對它更準確的定位應該是“一種較為激進的流行文化形式”。和其他的流行文化形式一樣，“惡搞”視頻也是各種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在這一場域中，代表不同文化利益的話語不斷碰撞、衝突、對抗和協商，伴隨著文化資源的不斷配置和權力關係的不斷建構，權力結構的淺層震動和調整周而複始，永不停歇。
七、權力的後現代性：策略與戰略
在後現代的視野裏，權力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因此，主流意識形態不可能完全支配和控製另類的（alternative）意識形態，另類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總是抵製和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相反，另類意識形態常在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又不斷地與之協商。通過協商，不同的個體或群體占據不同的主體位置，形成不同的立場、態度、觀念和行事方式。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網民們的留言帖中既有認同“惡搞”視頻的立場，也有折中和反對的立場，而即使在同一立場內，人們的觀點也會發生分流；為什麼“惡搞”視頻既挑戰社會權威和商業化，同時又使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為什麼“惡搞”的趨勢沒有隨著規製的加緊而明顯減弱，但公眾反“惡搞”的聲音卻開始增強。圍繞著網絡“惡搞”視頻，公眾話語、視聽話語和官方話語之間形成了一種複雜的相互影響的動態關係，三者相互獨立但又互有交集，在“惡搞”視頻這一權力場域中，它們既對抗，又協商，既顛覆，又合謀。這是一種典型的後現代的權力關係。
在後現代的視野下，涇渭分明的支配與被支配、控製和被控製的權力關係難以維係。處於被支配、被操縱地位的社會群體可以通過挑戰、對抗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群體或與之協商，從而在權力譜係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惡搞”視頻可以利用網絡媒體的特殊性，占用既有的文化資源，對社會權威和商業化浪潮嬉笑怒罵；網民可以對“惡搞”視頻的文化政治立場視而不見，或者直接抵製其立場；公眾可以對報紙的輿論宣傳置若罔聞，甚至形成更激烈的支持“惡搞”的文化立場。然而，在任何一個社會，文化資源的占有和分配都不是完全平等的，相應地，文化權力也不是平等的。因此，對於廣電總局製定的網絡視聽作品傳播的許可證的規定，胡戈隻能做出“以後可以通過人和人傳播的方式（發表視頻作品）”的回應；對於報紙的輿論宣傳，公眾隻能在“天涯社區”這樣的博客網站上為“惡搞”辯駁，其觀點無法為多數人所了解；對於潮水般湧入的“惡搞”視頻作品，絕大多數網民隻能觀看和評論，更多的普通的中國市民甚至沒有接觸互聯網的機會。正如柴頭（Mde Certeau）所說，“權勢人物之戰略，固然控製了主控的結構與製度等等，但它們是留有間隙的，弱者則從中扒取符號與物質的好處”，盡管如此，“弱者、窮者或被人支配的團體，擁有的是‘戰術’（tactics），而強有力之機構製度則擁有‘戰略’（strategies）”。這種戰略與戰術的關係不隻存在於廣電總局、報刊媒體與公眾、“惡搞”視頻作者之間，也存在於廣電總局與報刊媒體之間，公眾與“惡搞”視頻作者之間。
因此，作為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鬥爭的重要場域，流行文化從來都不是獨立於社會結構性力量的限製之外的。霸權與從屬、抵抗與屈服、對抗與合謀從來都是並存於流行文化之中的。“惡搞”視頻既不是“救贖”大眾的“天使”，也不是禍害人間的“惡魔”，它隻是提供了一個話語際會的文化空間，借助這一空間，各方利益得以協調，地位得以調整，不同觀點也得以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