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話裏，“讀書”和“念書”都有上學的意思。但我小學還沒畢業就遇上了文革，此後十幾年便再沒有正經讀書的機會了。恢複高考之後，本可以努一把力進大學正經讀書，但那時我對剛恢複的大學教育也沒有多少信心，考過一次未被第一誌願的學校錄取，此後便打消了再進校門的想法。
文革之後人才奇缺。我所在的單位為了培訓職工，花錢給一批年輕人報名讀武漢大學的“函授大專”。這種“大專”很好念，學完八門功課就發個文憑。我為應付考試看教材的時間，加起來大概不超過三個月。現在有些人根據網上的資料，說我是武漢大學畢業雲雲。其實一聽到別人這麼說，我就有無地自容的感覺，千裏之外的武漢大學大門開在哪裏，我至今也不曉得。所以即使算上這段經曆，我基本上也是個沒有正經讀過書的人。
不過，正經讀書的時間雖然不多，卻不能說沒讀過正經書。久已養成的翻書黨習慣至今未改，還是看了不少好書的，雖然多是在臥榻或廁上完成，所謂“研讀”完全談不上。收在這本小書中的文章，便是這種不正經讀書的結果，其中多半是應媒體之約而寫，與讀友分享讀書樂趣的書評。有幾篇曾收在《尤利西斯的自縛》（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書去年再版時為求體例統一，將書評類的文字悉數取下。現在借這個機會略加訂正，重錄於此。
既然是一本書評集，就此發幾句有關讀書的感想當不算題外話。現在不時聽到有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年青人風清氣正，理想高遠，而今天的社會物欲橫流，人都變得太勢利，把讀書的心情搞壞了。我對這種說法總有點兒不以為然。那時可供選擇的事太少，可讀的好書更是少得可憐，因為無事做、書又少而喜讀，猶饑不擇食之人，並不值得誇耀。物欲乃人的自然屬性，可清可濁，勢利隻是其中一種結果而已，導之以規則能益於眾，用之以品格可成雅趣。因困厄而發憤，是隻有少數聖賢才能做到的事情。退而言之，倘若成就聖賢須以萬千生靈困頓顛沛為條件，恰如西諺“為實現正義，哪怕世界被毀”（fiat iustitia，ne pereat mundus），那未免也太野蠻了。普通人所應追求的，不是窮且益堅，而是富而好禮。
以上所說如今人“勢利”的一種表現，便是為各種目的而喜歡積累“人脈”，所謂熟人多好辦事，這當然沒什麼不對。不過現代社會若隻能靠熟人生存，就跟部落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了。外人進了部落社會總是很危險的，因為那裏對陌生人一般都不太友好。而現代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或稱“匿名社會”，大家都生活在彼此素不相識的萬千人之中。它給人帶來的孤獨感常被人詬病，但它的優點也正在於無數的陌生人之間可以展開合作。我們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幾乎都是由陌生人提供的。能否與陌生人愉快合作，不但可以用來判斷社會的運行是否健康，也是一個人能力大小的可靠標準。我認為讀書便是與陌生人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無論作者是死人還是活人，無須征得其同意，他都會給你很多幫助。至少以我自己的經驗，那些素不相識的作者提供的幫助，要比熟人多得多，也大得多。對熟人過於熱情往往會惹來煩惱，而對於好書，無論你多麼熱情，從來隻有正回報。
不過，這種正回報未必如古人所說，能為你解疑釋惑，明辨善惡是非。這本書裏所介紹的多半與政治有關。蓋政治世界利益錯綜，價值紛呈，能條分縷析自成一格，讓人細窺其中一二道理者，已是十分難得。判斷書品之優劣，除了宗教聖典之外，那些不設前提，不交代論域，自稱救世不二法門的書，基本上都不是正經書。以我的感覺，政治學中的好書，多多少少都有些反智主義傾向，即老子“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所表達的意思。這種境界談不上多高，至少有一個好處，它可以讓你避免莽撞行事。學政治不能隻坐而論道，而是要起而踐行，且事關天下蒼生，故當以自愛而不自貴為宜。在強權之下生活久了，往往會讓人產生大義在我的錯覺，說明它並沒有摧毀我們的良心，反而強化了良心；它所要剝奪的不但有我們的信仰，還有自我懷疑的能力。統治的醜惡與嚴酷陷人於屈辱之境，使人難有讓步與妥協的心情，於是便忘記了《大學》中說的“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道理，換成現代政治學的語言，即妥協才是政治的靈魂，審慎才是國祚之神明。讀一讀那些政治學先賢的好處之一，就是它可以使我們拒絕因過於愛憎分明，遺忘了這種品質。
馮克利
2014年6月8日